天色漆黑。南乔的行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鼓囊,除了衣物,苏予锦还塞进去一大包她连夜赶制的肉酱和耐放的饼子。母亲似乎感应到什么,在药物作用下昏睡的脸上眉头紧蹙。南乔跪在床前,额头轻轻抵着母亲枯瘦的手背,停留了好一会儿,然后猛地起身,不敢再看。在门口,苏予锦把最后一个装满常用药的塑料袋塞进他背包侧袋。“自己当心。”她终于抬眼看他,眼神复杂,有担忧,有沉重,也有一丝被漫长孤寂前景笼罩的茫然。南乔想抱抱她,最终只是用力捏了捏她冰凉的手,转身没入门外凛冽的黑暗中。
项目所在地的艰苦,超出了南乔的预想。那是在一片连绵秃山的腹地,远离人烟。工棚搭建在半山腰的避风处,冬季的寒风依旧像刀子一样,能穿透板房的缝隙。饮用水是卡车从几十公里外拉来的,限量供应。手机信号时有时无,想打个电话,得爬到附近最高的那个山头,还不一定能接通。交通更是隔绝,除了运送物资的定期车辆,几乎与世隔绝。
但南乔没有时间抱怨或退缩。作为带队的工长,他不仅要完成自己那份繁重的体力活——在冻土上开挖基础、搬运沉重的建材,还要协调其他几个工人,处理各种突发问题,应对恶劣天气对工期的影响。他把自己逼成了最严苛的人,对工程进度和质量的要求近乎偏执,因为他知道,这不仅关乎责任,更关乎他能否拿到那笔至关重要的项目奖金。
他成了工地上起得最早、睡得最晚的人。白天,他在寒风中挥汗如雨,指挥调度;晚上,他在昏暗的灯光下核对进度,规划次日工作。手指生了冻疮,裂开渗血,随便缠上胶布继续干活。胃病因为饮食不规律而加重,疼痛袭来时,他就着冰水吞两片随身带的廉价药片压下去。身体的极度劳累,某种程度上麻痹了他对远方家庭的思念和焦虑。只有深夜,万籁俱寂,听着山风呼啸掠过工棚,那种刻骨的牵挂才会汹涌袭来,让他辗转难眠。他担心母亲的疼痛是否加剧,担心苏予锦独自应对突发状况的无助,担心那每月三百元是否又准时到来,像个冰冷的嘲讽。
与家里的联系,变得极其珍贵和困难。通常每隔十天半个月,当运送补给的车上来时,他才能借司机的卫星电话,匆匆给苏予锦报个平安。通话时间以秒计,信号嘈杂,彼此的声音都断断续续。他只能反复喊着:“家里好吗?妈好吗?钱够吗?” 苏予锦的回答总是简短:“都好。够。你自己注意。” 然后通话往往就在一阵刺耳的忙音中中断。他握着失去信号的电话,站在荒凉的山脊上,望着家的方向,只看到重重叠叠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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