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洪承畴在辽东稳定局势后，为安抚人心、推行王化，奏请朝廷批准，在辽东都司所在地尝试恢复了因战乱中断多年的院试和乡试。
吴守仁与常永安便是凭借其掌握的汉文知识，通过了这些考试，取得了举人功名，从而获得了进京参加会试的资格。
这场开科取士，是洪承畴经略辽东、推行“以文绥远”策略的重要一环，意在向新附之民示以怀柔，表明朝廷一视同仁、唯才是举的态度。
办法虽然有些老套，但却十分有用！
然而，当最终中举的名单呈送到洪承畴案头时，连他自己也感到几分意外。
他虽有意广纳人材，却也没料到竟真会有女真人能够脱颖而出，而且一次就是两人！此事可谓前所未有。
尽管大明朝廷中并不乏其他民族出身的官员，如万历朝抗倭援朝的名将麻贵，又如当下镇守宣府的著名女总兵秦良玉，再比如满贵。
但这些多为军功晋升或因土司制度而来，通过正规科举考试，尤其是进士科，步入大明官僚体系的少数民族士子实在是凤毛麟角。
而女真人情况尤为特殊。
朝廷上下，从皇帝到普通士大夫，对女真人的观感与其他少数民族截然不同，只因双方积怨太深，辽东战事绵延数十年，血仇难解。
尤其是那些秉持“华夷之辨”、“严夷夏之防”传统观念的清流官员，他们大概率会坚决反对允许女真人参加科举，认为这是引狼入室，恐其窥探中原虚实，甚至混入权力核心，贻害无穷。
但洪承畴久历封疆，深谙权变与治理之道，他对此事的考量，则更为务实和长远：
首先从稳定新政局的现实需要出发，辽东新复，百废待兴，人心浮动。
若对归化女真采取纯粹排斥、防范的政策，无疑会加深隔阂，激化矛盾，与战后安抚人心、巩固统治的目标背道而驰。
反倒是允许其中仰慕华风、愿守明制者通过科举晋身，正可示之以宽大，诱使其归心。
其次朝廷一直对少数民族实行的是“用夏变夷”的传统策略，简单来说就是明朝对边疆民族一贯推行同化政策，并非一味排斥。
因此洪承畴认为，关键在于设定明确的“归化”标准。
对于像吴守仁、常永安这样的女真士子，必须要求其表现出彻底汉化的决心和事实。
比如改用汉姓汉名，这是最外在、也是最重要的身份认同转变标志，意味着与旧有部族身份的切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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