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族会议后的几天，对父母和老贝而言，是缓慢的、近乎凝固的煎熬。愤怒、恐惧、无助、屈辱，种种情绪如同冰冷的淤泥，沉积在心头，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沉重。亲戚们没有再大规模聚集，但私下里的议论、安慰、出谋划策，甚至不乏窥探和幸灾乐祸的嘀咕，通过各种渠道不断传来，像细密的针，不断刺探着他们紧绷的神经。
父亲变得更加沉默，也更加固执。他不再大声咆哮，只是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沉默来对抗。他拒绝按时吃药，吃饭时专挑油腻的夹，晚上看电视到深夜，早上睡到日上三竿。但他的眼神是空的，那里面没有了之前的愤怒，只剩下一种近乎绝望的、无声的宣告：看，这就是我。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有本事，真把我关起来。
母亲终日以泪洗面，在丈夫的决绝和儿子的冷酷之间，她像一根被拉到极致的橡皮筋，随时可能崩断。她试图劝说丈夫，得到的只是更深的沉默，或者一句冰冷的“你也要学他那样对我？”。她也不敢联系儿子，那天“监护人”三个字带来的寒意，至今未消。她感觉自己被遗弃在了一座孤岛上，左右都是望不到边的、冰冷的海洋。
老贝同样备受折磨。作为贝西克的父亲，他承受着双重的压力。弟弟的怨恨，妻子的痛苦，亲戚的或同情或责备的目光，都让他喘不过气。他试图给儿子打电话，想问个清楚，想骂他一顿，或者，哪怕只是听听儿子的声音，确认那还是自己的儿子。但贝西克的电话要么无人接听，要么接通后，只是平静地告知：“爸，关于健康管理方案的具体执行细节，我会在专业团队介入后，与您和妈正式沟通。现阶段非紧急事务，请优先通过微信文字留言，我会在每日固定时间查看回复。如果涉及法律程序咨询，请联系我的律师张伟，他的电话是……” 然后便是礼貌而冰冷的挂断。
儿子的世界，似乎已经完全向他们关闭了通往情感和“非紧急事务”的大门，只剩下一条名为“流程”的、狭窄而冰冷的通道。
就在这种令人窒息的僵持中，变故以一种出乎所有人预料，却又在某种情理之中的方式，到来了。
那是一个沉闷的下午。敲门声响起，规律、清晰，不轻不重。
母亲透过猫眼看去，外面站着三个人。两男一女，都穿着笔挺的西装或套裙，提着公文包，神色严肃。中间那位年长些的男士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气质儒雅沉稳。旁边一位是三十岁左右的女士，面容清秀，目光平和。另一位则是身材魁梧、表情严肃的年轻男性。
“你们是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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