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打开公文包，拿出平板电脑和几份纸质表格。“我们今天的流程主要分三部分。第一，由刘静医生为二位进行简单的基础健康问询和体征测量，比如血压、心率等。第二，由我进行生活习惯和居家环境的简单了解。第三，如果二位愿意，我们可以就初步发现的一些可能的风险点，进行简单的沟通。整个过程预计四十五分钟到一小时。当然，如果中途二位觉得疲劳或不适，我们可以随时暂停或终止。”
他的话语条理清晰，态度专业，完全是一副公事公办、为客户着想的服务姿态。但这副姿态，在父母和二姨三姑听来，却充满了冰冷的、程序化的压迫感。
“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说，什么都不做呢？” 父亲冷冷地问，带着最后一丝倔强。
陈顾问微微颔首：“那我们会如实记录‘客户拒绝配合基础信息采集’。这可能会影响我们后续提供建议的准确性，也会作为服务记录的一部分存档。不过，贝先生，请理解，即使您不提供任何信息，仅凭观察和公开信息，我们也能完成一份基础的居家安全与潜在风险评估报告——当然，其准确性和参考价值会大打折扣。报告完成后，我们会按照协议提供给委托方，也就是贝西克先生。他可能会根据报告内容，决定下一步的沟通方向，比如，邀请更权威的医学专家进行面对面评估，或者，如他之前提到的，探讨其他法律框架内的可行性方案。”
又是这种温和的、但将选择后果清晰列出的方式。拒绝？可以，但后果是报告不准确，且可能触发儿子更进一步的行动。配合？那就是耻辱的屈服。
“你们……你们这是变相强迫！” 三姑忍不住道。
刘静医生看向三姑，语气平和但坚定：“这位女士，强迫是违背他人意志，强行施加某种行为。我们只是提供选择和告知可能的结果。最终是否配合，决定权完全在贝先生和李女士手中。我们的角色是信息提供者和建议者，而非决策者或执行者。”
“好，好一个信息提供者和建议者！” 父亲惨笑起来，笑声中充满了无尽的悲凉和讽刺，“我儿子……我儿子可真会找人。找了一群……一群……”
“专业人士。” 陈顾问平静地接上话，仿佛没听出父亲话里的讽刺，“贝西克先生对我们的要求是：专业、客观、尊重流程。我们只是在履行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。贝先生，您有一个……非常注重效率和规则的儿子。”
这句话，像最后一把钥匙，彻底打开了父母心中那扇名为“绝望”的门。是的，注重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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