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‘占多补少、占优补劣’不就成了家常便饭?”
他吸了口烟,烟雾从嘴角溢出,像声悠长的叹息。“可现实呢?这套制度常常成了‘高悬庙堂的空文’。” 他的声音沉了下去,带着种压抑的愤怒,“宝盖村就是个例子,好好的水田被征去盖厂房,承诺的‘新开垦耕地’在山坳里,石头比土多,别说种水稻,种玉米都长不高。可验收报告照样写着‘合格’,公章盖得清清楚楚,红得刺眼。”
“还有更绝的。” 他掰着焦黄的手指,一条一条数着,“有的地方把耕地开垦费挪去盖办公楼,农民去问,就说‘钱紧张,先欠着’;有的干脆不搞开垦,按每亩几千块给农民‘一次性补偿’。农民看着钱不少,可几十年后呢?地没了,钱花光了,子孙后代靠什么活?”
他的手指重重拍在法典上,红色封皮发出沉闷的响声。“省级政府的验收权?层层往下传,传到最后,就是乡镇干部拿着照片拍脑袋‘合格’。文件往来倒是规范,可落到实处,全成了形式主义。这耕地红线,不是用墨水画的,是靠土坷垃堆的啊!”
他身旁也坐着两个年轻人,穿格子衬衫,戴黑框眼镜,低着头飞快地记着笔记,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清晰,偶尔停下来咬着笔杆皱眉,像是在消化那些沉重的现实。穿蓝色工装,袖口沾着油污,捧着那本《土地管理法》,手指在书页上滑动,遇到重点处就用红笔划出横线,力道大得几乎要划破纸页,眼神里满是专注,还有一丝难以掩饰的激动。
六个人的身影被投在铁皮墙上,像幅静默的画。没有讲台,没有课本,没有铃声,却有着比任何课堂都更虔诚的肃穆。
中年男人的声音时而激昂,时而低沉,像把犁,在五个年轻人心里翻耕;年轻人的眼神时而困惑,时而坚定,像一粒种子,在法典的土壤里悄悄萌芽。
“这就是传说中那个有故事的师傅?”肖童脚步下意识地停了下来,站在铁皮棚子外。她刚从对面的夜市过来,烤串的油烟味还萦绕在鼻尖,耳边似乎还能听到摊主的吆喝、食客的笑闹 —— 那些喧嚣隔着一条马路传来,却像隔着两个世界。
肖童在门口往铁皮棚子里看,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。那个中年男人,指尖的烟火,蓬乱的长发,桌上那本红得刺眼的法典;那五个年轻人,专注的神情,飞快的笔尖,紧握法典的手指…… 一切都透着不寻常。她忽然想起上周听见坊间传闻:邻村的王老汉家的耕地被征了,开发商给的补偿款比政策少了一半,去镇上问,干部说 “政策是政策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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