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”
百米之外,一片茂密的灌木丛中,沈默放下了手中的高倍望远镜。
阳光落入井口又反弹而出的景象,在他眼中,像一次次无声的听诊和确认。
他看到林工他们并非在驱散黑暗,而是在丈量黑暗,承认黑暗。
他想起自己第一次穿上白大褂,面对冰冷僵硬的死者时,内心也曾有过类似的冲动。
他用解剖刀划开胸腔,暴露脏器,并非出于猎奇,而是渴望听到那一声“真实”的回响,渴望用自己的眼睛去确认逻辑链条的闭合。
可现在,他看着那口被阳光反复“叩问”的深井,忽然明白了。
真正的解剖,不是切开一具不再言语的尸体,而是亲手切开自己内心深处对于“唯一确定性”的执念。
科学不是答案,它只是最优化的提问方式。
他从背包最深处,取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最后一件、也是最初的一件关键物证——那枚透明的,用环氧树脂封存着东区深井沉积物微型胶片的听诊器。
金属的听头在林间的光斑下泛着冷光。
他没有砸碎它,也没有将它埋葬。
他只是走到一棵巨大的老樟树下,将听诊器轻轻地放在盘结突起的树根之间,然后用手拢过一层厚厚的落叶,将它盖住。
王主任正式辞去了他在社区的所有职务,搬进了南区老巷一间临街的小屋。
他彻底成了一个无职无权的普通老人。
每天清晨,他会推着一辆吱呀作响的旧三轮车出门。
车上没有商品,只有几摞用再生纸手写印刷的传单,几瓶供给路人的清水,和一块半人高的移动黑板。
他不再宣讲任何“应该相信什么”的理论,也不再组织任何“必须参加”的活动。
他只是随意地在某个巷口、菜市场边或者小公园旁停下,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个问题。
比如今天,他写的是:“如果你的孩子告诉你,他晚上总看见窗外有个白色的影子,你会先做什么?”
路人可以驻足观看,可以在他提供的便签纸上写下自己的答案,也可以直接走开。
他只负责记录,从不评判对错。
起初,人们只是好奇地围观这个古怪的老头。
但渐渐地,有人开始主动带来自家孩子的绘画作业,递给王主任。
那些蜡笔画上,用稚嫩的笔触,涂抹着井、破碎的镜子、白色的影子,和一个个戴着手套、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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