抚孙传庭。
奏疏之中,孙传庭用他那冷静而详实的笔触,细细阐述了应天省在新政之下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其核心,便是“以工代赈”模式的巨大成功。
“……北方灾地流民,凡青壮者,皆由官府组织南下。入应天界,即有‘招工局’登记造册,按其体格、籍贯分派。或入官办之军械厂、造船厂,或入皇商之纺织厂、瓷器厂。日给薪五十文,管两餐。
民感圣恩,做工勤勉,无有生事者。
昔日沿途乞讨、饿殍遍地之景,已然绝迹。
臣尝微服私访,见一陕地大汉,年三十许,曾为流寇。今在宝源军械局为锻工,月入二两。其人于工歇之时,于‘大明宝钞总行’之柜前,将其半月薪俸汇与其在陕地天子屯之妻儿。
其言,‘昔为贼,一日三惊,食不果腹;今为工,堂堂正正,以力养家,方知为人滋味。’闻之,令人感慨。社会之安定,莫过于使民有业、有家、有盼也……”
朱由检看得频频点头。
孙传庭不仅仅是完成了他的政令,更是深刻理解了他政令背后的逻辑。
这是将巨大的社会负担转化为了推动大明产业化的澎湃动力。
奏疏中特别提及的“大明宝钞总行”,更是他布下的得意之笔。
这家由皇家内帑直接注资的“银行”如同覆盖全国的神经网络,不仅掌控着货币的发行与流通,更用那一纸小小的汇票,将千万个因战乱灾荒而分离的家庭重新联系起来,这其中凝聚的人心,其价值,远在白银之上。
第二份则来自浙江总督洪承畴。
洪承畴的报告与孙传庭的务实不同,更多了一份直指人心的狠厉。
除了翔实的经济数据,他花费了大量笔墨,描述了正在浙江士林中进行的“拨乱反正”。
“……东林思想,盘踞浙地百年,其流毒深远,非朝夕可除。
臣奉圣谕,于省内各府县学宫,强制推行‘格致院’所颁之《算学》、《物理》、《化学》、《地理》等新学教材。凡科举应试者,此四科为必考。
同时,凡有学子聚众结社,空谈心性,议论朝政者,一经发现,立即褫夺功名,永不录用。
初,抵触者众,更有甚者,以‘名教罪人’詈臣。
然臣以为,斩草易,除根难。
新学一日不兴,旧念一日不灭。与其辩经,不如变法。
如今,省内风气已然大变。昔日之‘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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