卫东的语气很平静,但平静之下,是汹涌的暗流。
“我那个儿子,当时在市委研究室,写了几篇内参,谈国企改革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,要打破垄断……观点可能尖锐了点,但都是出于公心,材料也扎实。”
“就因为这个……惹了钱书记的不高兴。”
“然后就被人扣上了‘思想偏激’、‘影响稳定’的帽子。”
“研究室待不下去了,被调到档案局坐冷板凳。年轻人,心高气傲,哪里受得了这个?”
“加上……当时他谈了个对象,女孩家里有点背景,本来都快谈婚论嫁了。就因为这件事,对方家里立刻变了脸,坚决反对,说我们家‘政治上不可靠’,怕受牵连。而当初我不过一个处级干部,如何能反抗市委书记的权威,无能为力。”
“双重打击之下,孩子心灰意冷,一气之下……就走了。”
“这一走,就是十几年。在国外成了家,生了孩子,也……再也不愿意回来了。”
他说到最后,声音几乎低不可闻,那里面浸满了作为一个父亲,无法与儿孙团聚的刻骨遗憾,以及当年那种无力保护的屈辱和愤懑。
郑仪静静地听着,心中波澜起伏。
他终于明白了。
明白了刘卫东对钱汉忠那深埋心底、不惜以政治生命做赌注也要报复的恨意源于何处。
这不仅仅是官场上的倾轧,这已经触及了一个男人、一个父亲最根本的尊严和情感!
断人前程,尚且可忍。
毁人家庭,阻隔天伦,此仇不共戴天!
难怪刘卫东隐忍这么多年,表面上与钱汉忠维持着和谐,甚至被人视为同属“老明州”一系。
车内陷入了长久的寂静。
郑仪没有说话。
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安慰?显得虚伪。
承诺?时机未到。
任何语言,在这种刻骨的伤痛和迟来了十几年的悔恨面前,都显得苍白无力。
他只能保持沉默,用这种沉默,来表达一种无声的尊重和理解。
刘卫东似乎也并不需要郑仪的回答。
“郑秘书长……”
刘卫东终于再次开口。
“这些话……我憋在心里十几年了。”
“有时候半夜醒来,想起儿子小时候跟在我屁股后面喊爸爸的样子,想起他现在可能在大洋彼岸某个地方,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,甚至可能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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