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黄河，除了为了防止陕西的流贼逃至山西之外，刘成的船队还有一个不方便说出来的目的——战船上的指挥官们都得到密令：将遇到的每一条渡船都赶回对岸，如果上面有货物的没收一半，并告知对方为了防止流贼混杂在其中，所有往来于陕西、山西之间的商旅都必须通过蒲津渡的浮桥。刘成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：1、可以向往来的商旅征收百分之三的厘金与渡资；2使得朝邑成为陕西山西两省间的最大通商口岸与交通枢纽，而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钱。
凭心而论，此时刘成麾下的军队的规模距离他心目中的“带甲数十万”的目标还差之甚远：六条快船，连桨手算上也就四百人；骑队四百；歩队一千八百；此外屯守新修的六个沿河烽火台兼码头还有一百八十人，这不到三千人就是刘成手中现有的全部武装力量了。但为了维持这支微型军队，每个月仅仅为了支付军饷就需要支付超过六千两白银，这还不包括口粮、马料、冬夏两季的衣赐。现在刘成终于明白为什么西方有句谚语：“一个国王最大的奢侈就是进行战争了。”
作为大明延绥镇左营参将，刘成麾下的军队乃至朝廷的经制之师，应该来说军饷是兵备道、巡抚、总督这些文官的事情，但在大明朝“应该“永远只是”应该“，帝国已经为了辽东的战局焦头烂额，实在是拿不出太多的资源支持西北的平叛战争，而这为数的不多的资源也基本留在了洪承畴的手里。倒不是新上任的洪总督捞钱特别狠，而是朝廷发下来的数量本来就极其有限，本来就不够用，于是洪承畴就因陋就简制定了一个方略：有限的军饷将优先供给总督直属的标营和从延绥、甘肃两镇挑选出来的精锐，他们承担着追击、阻截等与流贼机动作战的任务，而其他各部的军队只需守好自己的防区就行了，当然也只会得到象征性的一点军饷，这倒也不能说不公平。
拜这种普遍欠饷的现象所赐，自从穿越以来刘成终于第一次可以放开手脚大干起来了，毕竟他再怎么干的离谱也只是向当地官府勒索供应、向往来商旅收厘金、顺便囤积居奇、压价收购，与其他军镇三天两头闹兵变，公然抢劫市镇、杀良冒功比起来就是小儿科了。虽然洪承畴那里也三天两头的收到各种弹劾攻击刘成的文书，但这些义愤填膺的攻击很快就淹没在更多的、言辞更为激烈的弹劾其他军镇的文书堆中了。再说洪承畴这个时候也没精力来整肃军纪了，毕竟剿贼才是第一要务，他很清楚如果在明年秋天前不能平定陕西乱事，恐怕杨鹤的今天就是自己的明天了。
于是刘成得到了许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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