兴就好”的无奈。他推门出去了。
时间飞逝，很快就到了1927年4月，此时广州的天闷得像一口倒扣的锅。
大队长在上海发动清党的消息传到黄埔的时候，李宇轩正在办公室里喝早茶。戴笠送来的消息，他听了之后只是“哦”了一声，继续喝茶。
清党？清就清呗。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他又不是共产党。
李宇轩甚至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：“校长在上海搞清党，跟他没关系。”然后翻到下一页，继续算他的账。什么账？黄埔教导团被裁之后，他每个月少拿多少饷银的账。
戴笠在一旁看了他一眼，欲言又止。但他什么都没说，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。李宇轩这个人，只要不烧到他自己的屁股，天塌下来他都不会动一下。
然后，火烧过来了。
那天下午，戴笠推门进来的时候，脸色不太好。他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到李宇轩桌上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总队长，广州那边送来的。需要您签字。”
李宇轩拆开信封，抽出里面的文件，低头一看——《关于“清党”行动中收缴及处置共产党人及左派人士财产的专项报告》。
他往下翻了翻，看到了“缴获清单”和“资金去向表”几个字，脸上的笑容一点一点地消失了。
这封报告，说白了就是一份“分赃记录”。
谁抓了谁、谁抄了谁的家、谁拿了什么东西、谁分了多少钱——全写得清清楚楚。他李宇轩的名字在报告里出现的地方，比他预想的多得多。不是因为他自己动手抓了人，而是因为清党期间收缴的财物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黄埔教导团“协助”收缴的。教导团是他的部队，收缴的财物，自然算在他头上。
“这玩意儿……”李宇轩抬起头看着戴笠，声音有点发飘，“怎么到我这儿了？”
戴笠站在办公桌前，脸上的表情很微妙：“上面说，这是黄埔教导团协助收缴的部分。所以需要总队长签字确认。”
“谁让协助的？”
“上面的命令。”
李宇轩沉默了。上面的命令？哪个上面？他在脑子里飞速过了一遍——校长在南京，李济深在广州，钱大钧负责戒严。这批命令是谁下的，他现在说不清楚，但他清楚一件事：这份报告，签了就是认账。认什么账？认那笔不知道去了哪里的钱。
他往下面翻了翻，果然——
“资金去向”一栏，写着“已按相关规定处置”。什么叫“按相关规定处置”？相关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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