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此基础上，有以下几点需最终确认，作为签约前提：
1. 营销方案中，增加针对线上知识付费社群及商务人群的精准投放预算，具体比例和渠道详见附件我的补充建议。
2. 合同第六条第3款关于衍生权利的‘优先协商权’，建议修改为‘在同等条件下，甲方（作者）享有自主开发或优先选择合作方的权利’。其他条款无异议。
3. 版税比例，基于本书的潜在市场价值及我对内容与营销的深度参与，建议将首档版税提升至10%，第二阶梯起始门槛调整为8万册（原10万册）。预付金可维持原方案。
若贵社同意上述三点，我可于下周安排时间签署正式合同。
期待合作。”
邮件发出，冷静、清晰，在表达合作意向的同时，提出了最后的条件，将自身利益最大化。这不是请求，而是基于评估结果提出的最终合作方案。
一小时后，林女士回复了，接受了关于衍生权利条款的修改，同意了10%的版税起点，但将阶梯门槛调整为8.5万册。同时，她表示会认真考虑贝西克关于精准营销的补充建议，并尽快将修改后的合同发来。
条件基本达成。贝西克回复：“可。请发合同。”
尘埃落定。他关闭邮箱，在日程表上标记了下周的签约安排。整个过程，从启动出书计划，到筛选出版社，到最后一轮竞价谈判，如同运行一段设计精良的程序，高效、冷静，以数据和逻辑为主导，最终得出了当下情境的“最优解”。
他走出书房，父母正坐在客厅，电视开着，但谁也没看进去。母亲紧张地看着他，父亲则假装不在意，耳朵却竖着。
“出版社确定了，C社。条件已谈妥，下周签约。”贝西克平淡地宣布，如同在说“明天买菜”一样寻常。
母亲“哦”了一声，不知该作何反应。父亲从鼻子里哼出一口气，终究没说什么。
贝西克走到水杯前，倒了杯水，喝了一口，然后看向父母，补充道：“合同保障了作者对内容的最终控制权，你们的隐私会得到最高级别的保护。版税条件也优于市场一般水平。这是一个理性的选择。”
理性的选择。这是他对这件事的全部定性。没有欣喜，没有激动，没有对“作品即将面世”的感慨，只有对一次成功商业谈判和目标达成的冷静确认。
堡垒之外，一场围绕“木头”的争夺悄然落幕。堡垒之内，贝西克已经将注意力转向了下一件事：完善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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