窗外的尘霾似乎淡了一些,阳光从稀薄的云层缝隙里筛下来,在医院惨白的墙面上铺开一小片暖色。收音机换了频道,开始播放一首古老的波斯民谣,女声婉转,唱着什么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。
宋启明靠在椅背上,闭上眼。
他没有回答卡特的问题,不是不想回答,是不知道答案。
苏晴还在等他吗?
他离开时说的是“非洲”,是“父母那边有点事”,是“通信可能不方便,不要担心”。那是11月1日。现在是12月中旬,一个半月过去了。
她发过多少条消息?打过多少次无人接听的电话?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,会不会对着手机屏幕上永远显示“未送达”的对话框发呆?
她会怎么想?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,被抛弃了,被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人戏弄了感情?
或者,更糟糕的是——她会不会还在等?
怀着那种“他一定会回来”的、盲目的、毫无保留的信任,一天一天地等下去。
宋启明把手伸向病号服的内袋。
空的。
那部手机在撤退路上丢了。也许掉在某具尸体旁边,也许埋在废墟的瓦砾下,也许——也许更好,它永远留在坎大哈了。
连同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。
“感谢你的陪伴,永远不会忘记你,怀念咱们在一起的岁月静好,静在愉悦,好在温馨。”
他没有备份。他不需要备份。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,像弹道计算,像武器分解,像无数个深夜里反复练习直到肌肉记忆的那些动作。
永远不会忘记。
问题是,她还会不会记得他?
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。一个穿着白袍的医生走过来,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叫卡特的名字,示意他该回去换药了。
卡特慢慢站起来。他的动作比十四天前慢了太多,像一架精密的仪器,某些关键的齿轮已经磨损。
他走了两步,停下来,没有回头。
“齐。”他说,“活着回来的人,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。”
他没有等宋启明回答。
脚步声渐渐远了,消失在走廊拐角。
宋启明独自坐在长椅上,看着窗外那片始终没有温度的日光。
三百多人死了。他活着。
卡尔死了,路易死了,村上死了,马库斯死了,安德烈说“接应点见”然后没有来。
他活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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