贡萨洛回答：“保护利益不一定需要征服。可以建立联盟，可以发展独特竞争力，可以创造互惠关系。问题在于葡萄牙后期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——军事控制——因为它已经习惯了帝国的思维，忘记了最初让它成功的灵活和创新。”
另一个问题来自一位德国学者：“那么对于波兰，您建议什么？波兰也面临强大邻国的压力——俄罗斯，奥斯曼，现在还有统一后的西班牙帝国。”
贡萨洛思考后说：“我建议波兰投资于那些大国难以复制的东西：思想自由，文化繁荣，技术创新，教育质量。一个国家的真正力量不在于它能征服多少领土，在于它能产生多少智慧，多少美，多少进步。而这些，往往在小而开放的社会中更容易繁荣。”
研讨会后，贡萨洛被几位年轻学者包围。他们渴望更多讨论，尤其是关于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思想自由的问题。贡萨洛感到希望：这些年轻人认真思考，不满足于简单答案。
但当他独自回到住处时，沉重的情绪又回来了。他知道自己说得容易，但实践困难。葡萄牙的教训是清晰的，但人类似乎很难从历史中学习。傲慢，恐惧，短视——这些力量往往压倒智慧。
那天晚上，他收到了伊内斯从伦敦的来信。信是通过复杂的渠道传来的，历时两个月。
信中，伊内斯描述了伦敦葡萄牙流亡者社区的近况：许多人失去了希望，认为葡萄牙的独立事业已经失败；有些人开始学习英语，准备永久定居；但也有一小群人仍在坚持，秘密收集和复制葡萄牙文献。
“最令人担忧的是，”伊内斯写道，“西班牙的间谍网络在伦敦很活跃。几个流亡者‘意外’死亡，怀疑是暗杀。我不得不更加小心，转移了档案的隐藏地点。
另：我遇到了一个从亚速尔群岛来的人。他说唐·安东尼奥还在那里活动，得到法国的一些支持，但力量微弱。他请求我们通过出版物支持亚速尔的事业，但我再次建议谨慎——公开支持可能使我们失去在伦敦的相对安全。
我想念你。春天来了，伦敦的公园开满了花，但我的心在冬天。为葡萄牙冬天。
你的伊内斯”
贡萨洛读完信，既感到温暖又感到悲伤。伊内斯六十八岁了，还在危险中工作，还在坚持。而他们的祖国，似乎离复兴越来越远。
他走到书桌前，开始回信。但写了几行就停住了。文字显得无力，距离显得遥远。他能为妻子做什么？能为葡萄牙做什么？一个七十三岁的流亡者，在遥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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