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关的情绪干扰。
大二那年,韩建国的心脏病第一次发作。她飞回南城,在医院守了三天。韩建国醒来后,对她说:“我没事。你的时间不该浪费在这里。”
她没有争辩,但也没有立刻回美国。她留在南城一周,白天去医院,晚上处理公司的一些文件——韩建国将部分不紧急的事务交给她,算是一种“实习”。
那是她第一次真正接触韩建国商业帝国的核心。她看到了财报上的数字,看到了合同里的条款,看到了谈判桌上的博弈。她学得很快,比韩建国预期的还要快。
出院后,韩建国对她说:“看来,你可以早点接班了。”
她没有表现出欣喜,只是平静地问:“您希望我怎么做?”
“明年暑假,正式进公司。从副总裁助理做起。”韩建国看着她,“三年内,做到副总裁。五年内,熟悉所有核心业务。十年内,接手整个集团。”
这是一个清晰到冷酷的时间表。但韩丽梅点了点头。“好。”
她没有说“我会努力”,而是“好”。因为承诺必须实现,而努力是理所当然的。
接下来的十年,她按照这个时间表,一步不差地前进。副总裁助理,部门总监,集团副总,总裁。每一步都走得稳,走得准。她继承了韩建国的商业头脑,但手段更加锐利,眼光更加前瞻。她主导了几次大胆的并购,开拓了海外市场,将丽梅集团的市值翻了三倍。
韩建国在六十五岁那年正式退休,将集团完全交给她。退休宴上,他对所有来宾说:“我这辈子最成功的投资,不是任何一笔生意,而是我的女儿,韩丽梅。”
掌声雷动。韩丽梅站在台上,得体地微笑,致辞,感谢。但只有她自己知道,那一刻她心里的感受。
不是感动,不是骄傲,而是一种……复杂的释然。
她终于证明了,韩建国当年的选择没有错。她终于证明了,她值得这一切。她终于,不再是那个需要被证明“值得”的孩子,而是成为了一个可以被信赖、被托付的成年人。
退休后的韩建国搬到了瑞士的疗养院,那里空气好,适合养病。他偶尔会打来电话,问些公司的情况,但更多的是聊些闲话:花园里的花开了,最近在读什么书,疗养院新来的护士是中国人……
韩丽梅每次都会认真听,认真回答。她会定期飞去看他,带他喜欢的茶叶和书。他们的关系,从严格的“塑造者与被塑造者”,逐渐变成了某种更平等的、互相尊重的状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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