粥与咸菜,午后泡好提神的浓茶,还悄悄学起了德语短句,笔记本上写满了工整的字迹。沈兰则利用空闲时间整理急救药品,在船舱内模拟战场救护场景,偶尔还会给船员处理些小伤小病,赢得了不少好感。我与陈墨则整日埋首于图纸,反复推演舰艇改良细节,将定远级铁甲舰的主炮基座、装甲厚度、航速参数逐一优化,油灯下的影子在船壁上摇曳,仿佛预示着未来海战的波澜。
终于,在一个晨曦微露的清晨,“阿姆斯特丹号”缓缓驶入德国汉堡港。码头上鳞次栉比的红砖建筑、穿梭往来的蒸汽机车、金发碧眼的行人,构成一幅与大清截然不同的西洋画卷,却也暗藏着无形的杀机。刚踏上码头,我便敏锐地察觉到几道异样的目光,不远处的仓库角落里,两个穿着黑色风衣、戴着高顶礼帽的男子频频扫视过来,其中一人面容普通却透着阴鸷,嘴角留着一缕山羊胡,正是日军驻德使馆派来的高阶间谍,化名“松本”的佐藤一郎。此前翁彦发来的密报中曾提及此人,擅长伪装成商人潜伏,手段比山口雄一更为隐蔽狠辣。更令人警惕的是,佐藤一郎左手垂在身侧,看似随意晃动,实则拇指内扣紧握成拳——这是日军间谍间传递“目标确认,待命行动”的暗号,我在史料中曾见过相关记载,此刻见之,心头骤然一紧。
果然,日军早已布下眼线。我不动声色地抬手整理衣领,对青禾与陈墨递去暗号。青禾立刻会意,捧着几箱贴着“纺织品样品”标签的木箱走上前,与沈兰用中文高声交谈:“这次来德国是采购纺织机器,听说汉堡的设备最先进,跟军工半点关系都没有。”沈兰配合着点头,故意打开药箱展示里面的普通药品,两人语气自然,引来不少路人侧目。
陈墨则拿着一份伪造的“货物清单”,走到码头管理员身边假意核对,大声用德语询问仓储费用,将间谍的注意力牢牢吸引过去。趁着这个间隙,我带着三名北洋军官与核心图纸,悄悄换乘一辆提前预约的马车,朝着埃森的方向疾驰而去。马车驶过汉堡的街道,蒸汽机车的轰鸣声与马车铃铛声交织,阳光透过车窗洒在图纸上,那些密密麻麻的线条与数据,承载着一个民族抵御外侮的希望。
抵达埃森时已是深夜,克虏伯造船厂的轮廓,在夜色中格外醒目,高大的烟囱冒着黑烟,机器轰鸣声即便在数里之外都清晰可闻。这座始建于19世纪初的造船厂,是欧洲顶尖的军工企业,曾为北洋水师建造定远、镇远两艘铁甲舰,如今却成了我们改写历史的关键之地。次日清晨,我带着陈墨如约见到造船厂总工程师施密特,一位头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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