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初的一天下午,功德林组织战犯学习最新政策文件。管理所的小礼堂里坐了三十多人,都是原国民党中高级将领和官员。讲台上,刘广志正在宣读政务院关于土地改革的进展报告。
“……截至目前,华东、中南、西北等新解放区已有两亿三千万农业人口完成土地分配,占新解放区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八……”
台下有人窃窃私语。李宇轩坐在第一排靠窗的位置,神情平静地听着。
“主任,”黄伟压低声音,“您怎么看这土地改革?真能行得通吗?”
李宇轩没有立即回答,目光投向窗外正在整修的花圃。几个年轻的管理人员在松土,准备种上新的花苗。
“我们在巴东和西南主政时,也尝试过土地改良。”他缓缓开口,声音很轻,“但阻力太大,地方乡绅、宗族势力盘根错节,最后不了了之。共和能做成,一是因为战争刚结束,旧秩序被彻底打碎;二是因为他们动员了最底层的贫雇农,这股力量一旦觉醒……”
他没有说下去,但黄伟已经明白了。
台上,刘广志继续宣读:“农民获得土地后,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。各地自发组织农业生产互助组,互相帮工、换工,劳动生产率提升明显……”
“互助组,”李宇轩喃喃自语,“这是从苏联集体农庄学来的,但又不同。华夏农民几千年来都是单家独户,现在要让他们合作……”
“主任觉得这办法如何?”坐在前排的原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转过头来问道。这位部长曾留学英国,对经济政策颇有研究。
李宇轩沉思片刻:“关键看两点:一是自愿原则能否坚持,二是组织效率如何。中国农村的问题从来不只是土地分配,还有生产力低下、技术落后、水利失修……互助组若能解决这些问题,倒是一条出路。”
他的分析冷静而客观,周围几人都微微点头。尽管立场不同,但李宇轩的能力和见识在功德林里是公认的。
学习结束后,刘广志特意走到李宇轩身边:“景公,今天的文件您觉得如何?”
“实事求是,进展比我想象的快。”李宇轩合上笔记本,“不过最难的还在后面——土改后的农村治理、农业税收、防止新的土地兼并……这些问题都需要智慧。”
刘广志眼睛一亮:“您说到点子上了!最近政务院正在研究土改后的农村政策,要是您能写点建议……”
“广志,”李宇轩摆摆手,“我现在的身份不合适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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