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看，这种过于激进、否定一切谈判可能性的思想，才是真正的‘骄兵’，骄于我们暂时的阵地防御成果，而轻视了政治斗争和外交斗争的复杂性。”
他的话音刚落，便有不少人面露忧色。这番批判，确实触及了更深层次的战略路线问题。
而对面一位气质更显沉稳的中年人，总参二部政委赵刚则开口反驳。
他的声音平和稳重，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：
“我理解渴望和平的心情，我们都希望战士们早日归来。
但将保持高度警惕、准备敌人撕毁协议的行为，指斥为‘左’倾冒险，我认为，这才是真正的危险。”
他看向那位负责同志：“您提到统一战线，提到利用矛盾。
请问，如果我们因为害怕被污蔑为‘好战’而放松警惕，导致前线将士在敌人的突然袭击下血流成河，我们还能团结谁？
我们还配谈什么战略主动？
那时，我们失去的将不仅是阵地，更是人心和国际信誉。”
“回顾一下抗战后期，日本帝国主义在穷途末路时，也曾玩弄过‘和谈’阴谋，企图瓦解我们的斗志，为他们调动兵力争取时间。”
他拿起报告，翻到相关章节：“美帝国主义者，比起当年的日本，其战略欺骗性更强，手段也更加狡猾。
他们此刻提出和谈，恰恰可能是因为他们正在酝酿规模更大的进攻，或者是在全球战略上遇到了其他麻烦，需要在这里暂时稳住局面。
这就是一种战略欺骗和战术调整。
如果我们因为和谈而松懈了备战，一旦敌人准备好了，重新发起猛攻，我们前线的将士将会付出何等惨重的代价？这个责任，谁来负？”
这难道就是我们所要‘利用’的矛盾，所要‘争取’的和平诚意吗？
陈朝阳同志的判断，或许用语尖锐，但他指出的方向，是基于冷酷的现实和对敌人本质的深刻洞察。
在敌我生死较量中，宁可估计得严重一些，也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心理。”
他最后沉声道：“政治斗争固然重要，但绝不能以牺牲军事安全为代价。
我们不能用我们的善良，去揣度帝国主义者的本性。
否则，那就如朝阳同志所言，是宋襄公之仁，是拿国家和战士的命运去赌博！”
赵刚的话，条分缕析。
这时，另一位负责情报分析的同志补充道：“赵刚同志的分析是有依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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