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次坐在颠簸的吉普车里,闭着眼睛,眉头紧锁,在心中对自己说。
“老牛坡的埋伏,看起来是敌人凶狠狡诈。
可往深处想呢?
如果情报网络更严密一些,如果地方上的清理工作更彻底一些,如果某些干部没有被腐蚀、能及时发出警示……
春来同志或许就不会用自己的身体去挡那颗子弹。”
他的思绪又飘回了大兴煤矿,想起了那些在煤尘中咳得直不起腰的矿工,想起了井下那些腐朽的支护木,想起了老耿叔他们曾经绝望而麻木的眼神……
“马保华、孙福山这些蛀虫该杀,可再往深处想,
如果没有管理下的模糊地带,
如果没有缺乏有效监督的土壤,他们又怎么能够如此无法无天,把几百号人当成奴隶一样使唤?
那些死在井下被瞒报的矿工,他们每一个人的死,难道仅仅是因为运气不好或者马保华个人狠毒吗?”
“不,不是的。”
他猛地睁开眼,目光看向窗外飞逝新生的田野。
“一个人的悲剧,背后往往牵着一根线,这根线连着的是整个系统里出了问题的环节,是制度的漏洞,是监管的缺失,是标准的混乱,是风气的败坏……
春来的牺牲,矿工的血泪,都像是在这架生锈、运转不灵的旧机器上,发出的刺耳警报声。”
这种明悟,让他从失去战友的悲痛和查处个案的成就感中,升华出一种更宏大、也更沉重的责任感。
他要成为一个“工程师”,要去审视、去设计、去改造汉东省工业乃至更广泛领域这架“大机器”,从根子上减少,甚至杜绝这类悲剧的发生。
带着这种更加深沉和系统的思考,
他没有停下脚步,而是再次扎进了基层,这一次,他走访的目标更加明确,目光也更为锐利。
他来到了一家位于无锡城郊的五金制品厂。
这家工厂的成立,正是地方工业局“整合资源”思路下的一个产物,将原本散布在城区、沿河分布的七、八家个体铁匠铺、铜匠铺和白铁社,捏合在了一起,挂上了统一的牌子。
工厂的院子很大,但布局显得有些杂乱无章,依稀还能看出不同“原单位”划分地盘的痕迹。
东边一角,几个老师傅还在沿用着祖传的红炉锻打,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富有节奏;
西边棚下,是几台老旧不堪、型号各异的皮带车床和钻床,负责一些稍微“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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