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周后，市委会议室。
深红色的长条会议桌旁坐满了人。
市长赵永辉、市委副书记周雨婷、秘书长郑云峰、市纪委书记沈弘，以及各区县的主要负责人悉数在座。
李毅飞坐在主位，面前摊开着笔记本，但他几乎没看。
李毅飞的目光缓缓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，眼神里没有惯常的温和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而锐利的审视。
他没有立刻说话，只是用指关节轻轻敲了敲桌面，那笃笃的声响，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格外清晰，让一些原本有些松懈的人不由自主地挺直了背脊。
“今天这个会，不谈虚的，不说成绩。”李毅飞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却带着一种穿透力，“我们就谈一个问题——我们的政府，到底是干什么的？
我们这些穿着这身衣服，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，责任究竟是什么？”
李毅飞停顿了一下，拿起桌上的茶杯，却没有喝，又放了回去。
“一个星期前，我去了湾仔县的洼里村。在那里，我见到了一个叫刘栋的十七岁孩子。”李毅飞的声音很平稳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，“他的父亲，在省城的建筑工地打工，高空坠落，没了。
母亲去处理后世，急痛交加，死在回来的路上。包工头跑了，建筑公司推诿，赔偿至今没有着落。”
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只有偶尔响起的纸张翻动声和压抑的呼吸声。
不少人低下了头，尤其是湾仔县委书记张平，额头上已经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
“一个十七岁的孩子，高二，原本成绩名列前茅，是能考重点大学的苗子。”李毅飞继续说着，语速不快，仿佛在陈述一个与他无关的故事，但其中的细节却让听者心惊，“父母双亡，债台高筑，亲戚无力抚养。
他辍学了。去了砖厂，拉砖。一车砖两千多斤，拉一趟八毛钱。从早上五点，拉到晚上七点，就为了挣那二十几块钱，养活他九岁的弟弟和六岁的妹妹。”
李毅飞描述了那个家徒四壁却异常整洁的院子，描述了刘栋手上皲裂的老茧和腰上深紫色的勒痕，描述了小远掰红薯条给妹妹吃的场景，描述了那顿只有清水煮腌萝卜的“晚饭”。
“我去的那天，他刚从砖厂回来，背着一编织袋捡来的废品。
看到我们，他第一反应是紧张，是害怕，以为是来催他们搬走的，或者是查他捡废品影响市容的。”李毅飞的声音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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