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甚至删掉了“1984”这个年份,把它改成“自由的终点”。
他也删掉了具体的英国地名,改成模糊的“帝国中心”。
翻译完了以后,他先给了记者比马尔看。
比马尔说看了一眼手里的几页纸,摇摇头:“登不了报。审查过不了。”
泰戈尔的语气很坚定:“不登报,就用手抄。一传十,十传百。”
比马尔叹了口气:“这很危险。”
泰戈尔点了点头:“是,很危险。书在伦敦已经被禁了。但真正危险的不是我们,是禁书的人。他们在怕什么?”
比马尔想了想,这次没有反对。他们当天就抄了十份,给了十个信得过的人。那十个人又各抄了几份。
不到一周时间,加尔各答的知识分子圈子里,都在私下讨论“那本法国书”。
他们有些人还不知道全书内容,只知道几个关键句子,还有那句标语:“她一直在注视着你们!”
总督府的禁令终于下发时,已经是九月下旬。警察开始搜查书店、报刊摊,要求上缴《良言》增刊。
但他们搜到的很少——大部分早就被藏起来了,书店老板宣称接到禁令就把书烧了,灰烬都倒进了胡格利河。
警察当然不信,但搜了每一家书店,什么也没找到。
其实早在搜查前三天,这些狡猾的老板就把手里的《1984》一页页拆开,藏在不同的地方——
账簿夹层、地板下面、宗教书籍的内页。等有人愿意出高价买的时候,他们才把它“组装起来”销售。
禁令反而让这本书更有价值。黑市上,一本完整的《1984》英文本能卖到10卢比,是《良言》原价的10倍。
手抄的孟加拉语节选本更便宜,但也更危险——持有者一旦被发现,就会被逮捕。
九月底,加尔各答发生了一件事——一个叫萨钦的年轻学生在街头演讲的最后,突然提高声音:
“他们在看着我们!税务局看着,警察局看着,总督府看着!但我们要问——凭什么?凭什么他们可以看着我们,我们却不能看着他们?”
人群里立刻有人喊:“因为他们有枪!”
萨钦说:“枪只能打死人,打不死思想!伦敦现在怕一本书,怕一个法国人写的书!那本书叫《1984》,里面有一句话——‘她一直在看着你们’!”
警察冲过来抓他时,他已经跳下演讲台,混进人群跑了。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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