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城的秋老虎，从不会迟到。马伏山脚下的清流学校，被晒得蔫蔫的。院墙根的爬山虎卷着叶子，蝉鸣一声高过一声，聒噪得像是要把这沉闷的空气撕开一道口子。开学报名的日子，来得匆匆忙忙。教室里挤满了扛着铺盖卷、小蔑席，还攥着学费的家长和孩子，粉笔灰混着汗水味，飘了一上午。等最后一个家长千叮咛万嘱咐地离开，校园里顿时静了下来。学生们报完名，都被家长领回了家，说是等正式上课再返校。空荡荡的校园里，只剩下一群穿着的确良衬衫、蓝布裤子的老师，守着一排排教室，清闲着，也忙碌着。
我不是班主任，不用挨家挨户核对名单，不用操心谁的学费没交齐，不用安抚哭鼻子的新生。这份清闲，在旁人眼里或许是福气，可在这闷热的天里，却有点难熬。覃校长安排全校大扫除，说是要给孩子们一个干净的开学环境。我拎着扫帚，从教室扫到走廊，又从走廊扫到操场边的花台。扫帚划过地面，扬起的灰尘扑了满脸，混着额头滚落的汗水，在下巴尖凝成一颗颗泥珠子，痒痒的，黏黏的。擦汗的毛巾拧了又拧，拧出来的水，带着一股子灰味。
好不容易歇下来，我蹲在花台边，扯了片薄荷叶子，揉碎了抹在太阳穴上。风一吹，凉丝丝的，总算缓过点劲来。几个女老师也凑了过来，都是在学校待了好些年的老熟人，黄老师、马老师、周老师、罗老师等，还有分配来等待转正的的朱玲。她们手里端着搪瓷缸子，缸子里的茶水已经凉透了。张老师嗑着瓜子，笑着问我：“小林啊，你当年在广州打工，是不是天天都能吃大米饭？听说那边的姑娘，都穿高跟鞋，裙子短得很？”
这话一出，其他几个老师都围了过来，眼睛里满是好奇。她们这辈子，最远也就去过地区城市，坐过几回汽车，就算是见了大世面，连飞机、大轮船都没有亲眼看见过。我坐在水泥台上，随手捡起一根狗尾巴草，在手里绕着圈，慢慢说起那些打工的日子。说广州的高楼，高得能戳到云里去；说工厂的流水线，机器声从早响到晚；说夜市的炒河粉，香得能勾走魂；说珠江边的风，吹在身上，和马伏山的风，是两种味道。
她们听得入了神，时不时发出一声惊叹。朱玲站在最边上，穿着一条翠绿色的连衣裙，裙摆被风吹得轻轻晃。她没怎么说话，只是低着头，偶尔抬眼看看我，眼神亮亮的，像山坪塘里的水，映着天上的云。
“外面的世界再好，也不如家里踏实。”我笑了笑，把狗尾巴草扔在地上，“还是回来当老师好，守着这些娃，心里安稳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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