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再问其他人,都沮丧地点着头。其中一个贵州人自我介绍说:“我技校毕业分配到工厂搞无线电维修,工资300元左右。我想出来闯一闯,可是父亲坚决反对。我便悄悄跑出来了。在火车站,就被老板的情人骗到这里。我下楼去了,他们请的那个打手上楼来,在我包里摸走了300块钱和一部小收录机。我找他要,他当众奏我几拳。你看,我这鼻子,又青又肿的。”听了这些如怨如哭的述说后,我的希望荡然无存,唯有紧张和焦虑撕剥着我飘泊的心灵。
下午,我们下楼“上班”时,小姐又从外面带回来两个学生模样的靓仔上楼了。
我开始向师傅学习电衣车技术。才心不在焉地学了半小时后,就向小姐请假。说我有一个朋友,需要见一面,明天再来学。没有想到,小姐欣然同意后,让老板给我办了一张事先印制好的黄色的培训结业证。既没盖章,也没有落款,我知道纯属行骗。我便取回了身份证,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这个让我终身难忘的鬼地方。
走出不远,那个退伍军人和贵州小青年也紧跟在我后面出来了。
“老师,麻烦你把我们带到火车站,我们虽身无分文,但只要到了火车站,我们就有办法了。我们以后会报答你的。”贵州青年对我说。我给他们买了车票,又坐上254路公交车,一起回到火车站。两位年青人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:“老师,多谢了,多保重,后会有期!”
天无绝人之路。我将朋友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两位男子后,匆匆搭乘7路公交车直奔北京南路。值得庆幸的是,第二天我就顺利地进入了朋友所在的工厂,并做了车间企管员,后来还加入了党组织。
转眼三年过去,我从未接到那位退伍军人和贵州青年的电话,也不知他们怎么才能走出困境。
曾经打算向有关部门举报那小姐和老板行骗的丑恶,可好几次都被朋友阻拦:“广州这地方,行骗的多的是,不要找惹麻烦了。”但我内心燃起的一股正义的火焰,常常让我心尖隐隐作痛。
前不久,我只身故地重游,那电衣车培训班从三台发展到十多台,人也加倍了。行骗仍在继续。
以上文字,果真引起的强烈反响。在家乡的老尤收藏了这篇以红色黑体字为标题的文字。我收到报社寄来的十五元稿酬才知道文章已经刊载,心情无比激动。激励着我在羊城写出了多篇打工文学作品。
我一年后回家,收到了老尤收藏的样稿,特别开心,也很感激他对我的关心与关注。同时,遇到学校几位老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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