包袱沉重，私企、外企、进口商品的冲击，冗员过多，相较于私企，国企要付出更多的人工成本，削弱了竞争力，但是在国企，只要职工遵纪守法，你就得终身雇佣，裁员是极其困难的，毕竟是得罪人的事情。
以上原因，致使国企连年亏损，债台高筑。
要知道，以前的国有企业是由财政拨款的，但是在1983年改为了银行贷款，由于经营不善，国企贷款不断攀升，还本付息能力又差，贷出去的钱银行难以收回，但银行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七八成都是老百姓的存款，储户来提款，你得有钱给人家。今天这家企业还不回来，明天另一家企业还不回来，不良债权的数量越来越庞大，极易导致金融危机。如果真的发生了，老百姓的毕生积蓄又找谁讨要呢？
国家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搞侧供给改革，终止重复建设、清理过剩产能、兼并破产落后企业、下岗分流劳工。
这场自九零年代初发起的浩浩荡荡的中国国企改革，在1998年到达了顶峰，而它的实质却是一次大范围长时间持续性的企业无责任解聘行动，毫无疑问，这件事儿违反了劳动契约，然而，里面的是非对错恩怨情仇现在已经没法厘清了，很多经济学家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，往往会冠以“一个经济转型国家必然付出的社会代价”的说辞，但是，超过2000万国企工人下岗所带来的啼饥号寒，未免太沉重了点。
1998年，刘欢唱了一首红遍全国的《从头再来》：“昨天所有的荣誉，已变成遥远的回忆。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，今夜重又走入风雨……心若在梦就在，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看成败人生豪迈，只不过是从头再来！”
在当时，这首歌是唱给下岗工人的励志歌，只不过，被励志了的下岗工人们可能就要问：“只不过？你他妈拿大半辈子的时间换一个‘从头再来’给我看看！”
1999年，黄宏演了个小品《打气儿》：“厂长特别器重我，说单位减员要并厂，当时我就表了态，我不下岗谁下岗！”
然后，黄宏被舆论入了妈。
贾樟柯拍的《二十四城记》里，有一个工人问厂长：“二十多年，我有没有迟到？二十多年，我哪年不是先进？凭什么我下岗？”
然而并没有用，他还是光荣地下岗了。
青年下乡，中年下岗。这是一个无法选择出身，也无法选择所处的时代。在历史的洪流面前，大多数人就像一粒沙子，被风浪裹挟着，漂来漂去，想要挣脱，却又无可奈何。
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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