烟蒂完全匹配,进一步确认了白色面包车就是作案工具。”
杨林在废弃车厢的底部,发现了一张被风吹来的快递单,快递单上的收件地址是城东货运火车站三号仓库,收件人姓名模糊不清,仅能辨认出“李”姓,寄件人地址是市局物流园。“快递单的邮寄时间是1月10日,距离案发仅7天,收件人很可能就是死者!”杨林立刻将快递单送去技术科,“通过快递单上的条形码,应该能查询到完整的收件人和寄件人信息。”
然而,技术科反馈的信息却让侦查陷入僵局:快递单的条形码因磨损无法识别,寄件人信息也未在物流系统中备案,属于匿名邮寄。“这说明寄件人有意隐瞒身份,可能与案件有关。”陆川分析道,“死者可能是为了取这个快递才来三号仓库的,而作案人员提前得知了这个信息,在仓库内埋伏等待。”
此时,负责排查周边居民的队员传来消息:火车站附近的废品收购站老板反映,1月14日晚上11点左右,曾看到一辆白色面包车停在收购站门口,车上下来一个身高约175厘米、穿黑色羽绒服的男子,询问“有没有收过铁路上的旧东西”,老板说没有后,男子就开车离开了。“男子的体貌特征与足迹推测的体重、身高基本吻合,他询问铁路旧东西,可能是在确认死者是否将‘贵重物品’卖给了废品站。”
“将废品收购站老板带到支队,进行模拟画像。”陆川立即下达指令,“同时,扩大DNA比对范围,不仅排查有前科人员,还要排查铁路系统的离职人员和市局物流园的从业人员。杨林,你带着现场提取的足迹模型和指纹样本,去周边的建筑工地和物流企业进行走访,重点排查穿43码鞋子、有内八字行走习惯的男性员工。”
当天下午,模拟画像初步完成:作案人员为男性,年龄约35-45岁,面部较宽,下巴有一道浅疤,身高173-178厘米,体重75-80公斤,穿黑色羽绒服和深色裤子。杨林带着画像和足迹模型,走访了城东地区的12家建筑工地和8家物流企业,但均未发现符合条件的人员。“这些企业的员工工装纤维多为聚酯纤维,与现场提取的羊毛纤维不符,可能作案人员不在这些企业工作。”杨林向陆川汇报。
“那我们换个思路,从铁路系统入手。”陆川拿出金属纽扣的照片,“这枚‘铁路快运’纽扣,经铁路部门确认,是2010年之前铁路货运员工的制式纽扣,2010年后就更换了款式。我们排查2010年以来从铁路货运系统离职,且目前从事物流、建筑或废品回收行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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