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解读是全方位的，反映到政策上，就是大明要对每一笔银子的支出，进行稽查，防止过度浪费的现象。
“也是为难通事们了，想出了帝皇这个词来。”朱翊钧看完了骆秉良写的案卷，这两个字体现了通事们的用心。
写了圣皇，朱翊钧会不高兴，但也不会把通事们怎么样，甚至不会太在意，但他们用了心，就会被朱翊钧看到。
对于保利诺提出的只有大明路线才能救泰西，朱翊钧完全不看好，理由万士和已经讲烂了，大明是横切的，是阶级社会，泰西是纵切的，是社群、社区社会。
这种纵切社会，大明路线，只能借鉴，全面照抄的结果，也只是照猫画虎，不伦不类，而且还会有严重的水土不服，毕竟黄巢式传教法，还是杀性太重了。
更不用说，大明都没画好，薪裁所才刚刚建立，让大明再次伟大包括穷民苦力，并没有完全实现。
不过朱翊钧注意到一件事，那就是思想殖民，并不是只有大明在做，泰西的殖民者其实也是在做，他们最重要的手段，就是传教。
建立在各大总督府的教堂、公学堂，遍布在殖民地的传教士，都是思想殖民的重要手段，对于这一点，大明从最开始就严防死守。
任何夷人在大明范围内，禁止任何传教行为并不是万历维新的新规矩，也是祖宗成法。
传教的思想殖民，比大明的王化，要快得多，这一点，高启愚也注意到了，所以他对大光明教的态度，非常重视，比如在南洋，朝廷从来不禁止大光明教的传播。
依托于大明智慧成立的大光明教，在大明腹地传播被禁止，因为信息在传播的过程中，不可避免的出现歧义化。
三个人传话就会传错，更遑论经过了不知道多少手的信息，早已经面目全非了。
三人成虎，众口铄金，就是一件假的事，传的时间久了，传的人多了，信的人就会越多。
最典型的就是方孝孺诛十族的故事。
方孝孺被诛十族故事流变，礼部做了汇总，能够找到的最早的传闻，就是江南四大才子祝枝山写的《野记》，而后这本野记被收录到了宁海县志方孝孺传之中。
同一时间，福建士子宋端仪在《立斋闲录》中罗列了873个人的名字，说是方孝孺被杀时，一并被杀的十族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起，南京城里突然有了块血迹石，说是沾满了方孝孺的血。
这个故事很快就从方孝孺这一个符号化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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