朱翊钧想的很好，觉得人人做船东计划，让大明开海顺利顶住了最初的压力。
在最初开海的时候，有几方面的压力。
第一方面是来自南方走私士绅的反对，大明的禁海令，对这些无法无天的走私士绅，根本没什么约束力，否则当年平定双屿倭患的浙抚朱纨，就不会自杀了。
人人做船东计划，引入了北方士族作为平衡力量抗衡南方走私士绅。
海贸这口饭，北方士族也可以吃一口，这是王崇古作为晋党的主张，也是南北平衡。
第二方面的压力主要是资金方面的压力，彼时朝廷穷得叮当响，万历元年十二月才把皇陵欠的11万银还清，那时候张居正穷的都把主意打到皇帝的金花银上了，而北方以晋商为首的富商巨贾还是有些银子的；
王谦曾经说过，拿谁的银子吃谁家的饭，大明北方士绅共同持有了一批造船厂，时至今日，开海的五大造船厂，北方士族们依旧拥有很强的影响力，从掌柜、财会，到大把头，船匠，南北皆有。
第三方面的压力主要来自于朝堂之中，一些顽固守旧派的士大夫，他们对于祖宗之法有种不顾利益的执着，这些士大夫反对开海，甚至不是利益相关，就只是觉得祖宗的一切都是对的。
和沈鲤一样，都觉得是小皇帝胡闹，张居正为了擅权，满足小皇帝对海外奇珍异宝的私欲。
第四方面，则是北方士族分润不到开海的利益，而北方土地兼并已经完成，多余的银子，只能放在猪圈里，王崇古搞出了船东计划，让北方士族也愿意试一试。
优秀的投资项目，在任何年代，任何时候，都很少，海贸赚不赚钱，大家都知道，只是过去因为地域的原因，无法插足其中。
大概而言，王崇古当年的谋划，团结了多数，最终奠定了今日开海成果的辉煌。
当燕兴楼交易行完成历史使命之后，关门大吉，似乎也是个不错的选择，而且燕兴楼交易行这个衙门，朝廷不少士大夫们看这个交易行极其不顺眼，简直是舍本逐末，逐利之歪风邪气的魔窟。
朱翊钧以为燕兴楼只要拿出稳妥的关门政策，不是和费利佩一样直接赖账，不会引起太大的波澜。
但是皇帝和王谦都错了，王谦请求关闭燕兴楼的奏疏，从通政司走到了内阁后，就引起了内阁阁臣、六科廊六科给事中、都察院御史、六部大臣们的反对，而且这种反对的浪潮，很快就蔓延到了整个京师。
朝中大臣们不太敢行事封驳事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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