也知道那是刘邦当年正统还不够强，所以手段狠了一些。如果是刘家人已经当了哪怕五六十年皇帝了，再有个韩信都不用怕的。
如此一想，刘备就骨鲠在喉地衍生出两个问题：“伯雅，高祖与韩信之前，虽然没有武将篡帝、皇帝忌惮功臣之能而杀大将的恶例，但春秋战国时国君杀大将、大将篡国君的例子还是不少的。
那为何只要国君与大将之间没有篡逆相杀，天下的人心就可以信任这种稳定能一直被借鉴下去呢？为什么他们不会借鉴到勾践文种范蠡身上去？
如果高祖之前，秦始皇不再用民过重，以秦之正统，是否可以完全不杀功将而平稳有天下？秦始皇生前，王翦等人也颇得善终，蒙氏之死，那也是胡亥时所为。”
刘邦想到这一步，完全是彻底进入了“酣畅”向“酩酊”过渡的阶段，所以连同情秦始皇的假设都开始说了。
当然，他作为汉朝皇帝，肯定不是出于希望秦始皇的天下一直下去，他只是忍不住做一个“正统性足够的君主，该如何建立一套世世代代安抚武臣的制度”的思想实验，以为自己借鉴所用。
这种思想实验，他也只敢在没有外人的时候问，否则太有损皇帝的形象。
面对刘备执着求知求安慰的状态，李素决定给个高屋建瓴的回答，让他放弃幻想，同时结束今天的讨论。
李素：“陛下，诸侯国君背信弃义、出尔反尔、鸟尽弓藏，与皇帝做上述三类同样的事情，性质是完全不同的。诸侯国君并非天下共主，有无道者，还有天下他国共诛之，吊民伐罪。
所以哪个国君做得不地道，自有外部势力惩罚他，国民也不用担心天道正义得不到伸张，不会把自己代入受害者，只会觉得那个君必然被百姓所弃、国力日衰、最后为其他诸侯所灭。
所以从这个角度，皇帝背信弃义的伤害要大得多，士庶百姓都会发现其上再无制衡竞争之人去惩戒这种背信弃义。而秦始皇不可能久有天下，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也跟他看不透这一点有莫大的关系，这种假设一开始就不成立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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