锯齿就跟普通木匠的锯子一样，做成圆锯片之后就不用往复拉了，可以一个方向一直转下去，分割木料可快了，造城修屋的木头加工起来，能便利得多。
这种圆锯子改一改，以后也可以直接拿来宰杀分割猪羊。说不定过两年雒阳新城造好，百姓稠密之后，可以开一个屠宰的工场。
听说司空当初在成都时，就搞出了用水车推动碾米磨面的磨坊，那何不推而广之，用水力大规模杀猪杀羊呢。要靠外运供应国都的话，可以考虑大批量进货并州的山羊。
并州地势崎岖，可以种的田地不多，听说百姓也多养山羊补贴民生，而且跟雒阳就隔着河内，到时候组织关东的商船走沁水、丹水去上党太原卖当地短缺的民生物资，买回山羊池盐，也好供给雒阳。”
甄宓和黄月英你一言我一语，似又讨论出一条让民生商业化的路子来。
原本在汉末的经济环境下，肉食者也多半只是自给自足的庄园豪强经济，说白了都是跟张飞那样家里有庄园，然后自己庄园里养了给庄主庄客吃，百姓很少在流通市场上买肉的。
雒阳之前作为大汉朝的国都，但一直到桓灵时期，周边依然有很强的庄园自然经济属性，城里吃肉的权贵，都是在城外伊洛平原范围内有农庄，自己庄子养牲畜专供。
这样的经济效率，其实是非常低下的，一来可以吃到肉的人因此极少，规模大了根本供给不起。二来也极大浪费了首都周边宝贵的田地，没有分给其他需要时效性、无法长途运输的农作物的生产。
这一点，一直到唐朝都没改善，要到宋朝，商品经济高度发达，商业贸易打破自然经济低效状态，才算是好了一些。
宋朝汴梁人吃的肉大多数都不是本地或附近养的牲畜，还有商人沿着大运河，超过五百里把猪羊用船运过来，或者其他善于自己奔走的家畜，直接赶到离城比较近的地方，再集中宰杀。
动物比植物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活着移动、到了要吃的那一刻再宰杀，依然是新鲜的肉。
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，但是从汉到唐百姓都没有利用起来，宁可顶着高损耗本地养殖，说到底就是商品经济太孱弱。
让百姓不敢把全部身家都投入到单一产品的生产中，唯恐被奸商囤积居奇、控制货源，市场上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导致自己冻饿而死。
毕竟谁都怕“我全家只种一种东西，或者只养殖一种东西，但这种东西供过于求滞销、价格暴跌，卖了之后买米都不够，全家饿死”。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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