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还没亮透，我和赵强就在店里钉木板。
锤子砸钉子的声音在街面上回响，一声一声。赵强右手缠着纱布——昨晚守夜时划的，左手举着木板，我蹲在地上找角度。
“歪了。”赵强说。
“再往上抬一寸。”
“抬了。”
“好，别动。”
三颗铁钉进去，木板嵌在门框上。原先装玻璃的位置钉了三块木板，中间留条缝，能透光，也能看见外面的人影。推得开，闩得上，能做生意，就行。
“炜杰！”李老头的声音从街那头传来。他推着他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自行车，后座上绑着一捆粗铁丝，还有三个锈迹斑斑的铁皮货架。
“废品站翻出来的，”李老头把自行车支好，“货架腿有点锈，铁丝是正经八号的。”
我和赵强把货架卸下来。焊点有几个开了，我用铁丝缠紧，赵强拿钳子绞死。三个货架靠墙一摆，比原来的还稳当。
八点刚过，顾明远来了。他手里抱着一块玻璃，用旧棉被包着，四边钉着木条。透亮，没气泡，正经平板玻璃。
“我小舅子在玻璃厂，”顾明远把玻璃放下，掏出烟盒，“昨晚打电话，今早骑摩托车送来的。”
“顾叔，这多少钱——”
“先钉上。”顾明远摆摆手，“冬天到了，柜台里没玻璃，东西都上霜。”
四个人干活。没人说话，只有锤子敲钉子、铁丝绞紧、玻璃嵌入木槽的摩擦声。李老头蹲在门口抽旱烟，顾明远扶着玻璃找水平，我和赵强爬高上低地固定。十点半，最后一颗钉子敲进去。
木板门朝外开着，新玻璃在阳光下亮得晃眼。暖水壶、搪瓷缸、塑料脸盆、手电筒、电池——一样一样码整齐。
十一点，我把”营业中”的纸板挂出去。
第一个进来的是买酱油的老张。第二个是来换灯泡的刘大姐。第三个是个穿灰布棉袄的老太太，她不买什么东西，走了一圈，看了看木板门，看了看新玻璃，走到柜台前。
“小伙子，”她说，“挺住。”
我点点头。老太太转身走了。
中午，我关了店门，坐在柜台后面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支钢笔和一张信纸。
不是圆珠笔，是钢笔。黑色笔杆，银色笔尖，灌满蓝黑墨水。我爸的——他当车间主任那会儿厂里发的奖品。我拧开笔帽，在废纸上试了试，下水顺畅。
我在信纸上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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