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张十块票子，沉默了很久。长椅那头，一个护士推着药车走过去，车轮在水泥地上发出咔啦咔啦的响。
“我会还的。”苏晓棠终于说，声音很低，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，“一分不少。”
“不急。”我说。
她抬起头看我，眼神里有东西在动，但不是感激，更不是别的什么。是一种确认——确认我是那种说话算话的人，确认她可以接受这笔钱的底气。
“你店里忙，先回去吧。”她说，“我在这儿守着。”
我没再逗留。走到走廊尽头，回头看她，又坐回长椅上，背挺直，手里攥着那一百块钱，像攥着一块烙铁。
出了医院，天已经擦黑。
风从江面上刮过来，带着潮气，往脖子里灌。我把棉袄领子竖起来，缩了缩脖子，快步往店里走。
路过街口的小卖部，里头亮着十五瓦的灯泡，门口的电话机突然响了。那是一台黑色的转盘电话，放在窗台上，铃声响得又急又脆。
小卖部老板老王是个胖子，正坐在柜台后头听收音机里的评书。他慢悠悠站起来，抓起话筒：“喂？找谁？……炜杰？等会儿啊。”
他探出头，正好看见我路过，喊了一嗓子：“炜杰！电话！”
我愣在原地。谁会给我打这个电话？赵强在店里，有事会来找。阿黄在温州。我爸厂里虽有电话，但从来不会打到这里。
我推门进去，接过话筒。老王识趣地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，***的声音立刻填满了小店。
“喂？”我说。
“炜杰。”是李老头的声音，沙哑，急促，背景里有风声，“出事了。”
我的心猛地一提：“什么事？”
“你的店……”李老头喘了口气，像是一路跑过来的，“被人砸了。”
我的手僵在话筒上，塑料壳子被我攥得咯吱响。
“我刚经过，”李老头的声音断断续续，“看见玻璃碎了，货架倒了，货撒了一地。你快回来。”
“看清是什么人了吗？”我问。
“没。我路过的时候已经没人了。”
我放下电话，转身冲出小卖部。老王在后头喊：“炜杰！咋了？”
我没回答。我在街上跑起来，棉袄被风吹得鼓起来，像一面帆。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——我的店。我刚进的货。我的摊子。
谁干的？
是郑东海的人？我给他的答复还不够快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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