句话没说，蹬上车走了。
信封上没有寄件人地址。我撕开，里面只有一张白纸，上面用打字机印着两个字：
可以。
我看着这两个字。白纸黑字，干净利落，像一份判决书，也像一张入场券。
这不是合作的开始。郑东海同意我的条件，不是因为好心，是因为他想看。看我能翻出什么浪，看我值不值得他亲手按下去。
我把纸凑到煤炉口。蓝色的火苗舔上来，纸边卷曲、发黑，两个字的轮廓在火焰里扭曲，最后变成灰，飘起来，又落进炉膛里。
夜里我写了一份计划，用圆珠笔，写在父亲笔记本最后一页的空白处。字迹潦草，但每一条都清楚。
一、 继续摆摊，但不再死守红旗集市。去周边乡镇——南桥、清水、柳河，每个集市轮着跑，分散风险。郑东海的人盯不住所有地方。
二、 通过阿黄联系温州商会。他在省城给了我一个地址，瓯越贸易商行。阿黄说过，温州人抱团，只要有介绍人，就能拿到货。独立的进货渠道，不依赖郑东海的供货。
三、 把三百块交给李老头保管。他的收购站虽然暂停营业，但后院的废铁堆里藏个铁盒子，谁也找不到。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
四、 每周向周明远”汇报”一次生意情况。报多少货、卖了多少钱、去了哪些集市——但只报表面的数字。真正的进货渠道、真正的存款、真正的计划，一个字不漏。
写完之后，我盯着纸面看了很久。然后在最下面加了一行：
找到郑东海的弱点。
我不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。但我知道前世——1995年，郑东海被押赴刑场，罪名是走私。那是五年后的事。他现在的”生意”里一定有违法的部分，找到这部分，就是找到他的命门。
我把笔记本合上，塞进枕头底下。
晚上去了父母家。
我没提郑东海，没提周明远，没提那封”可以”的信。我妈炖了冬瓜排骨汤，我用馒头蘸汤吃，吃了两个。我爸坐在对面，右手握着筷子，微微发抖——那是工伤留下的后遗症，十几年了。他没怎么说话，只是偶尔看我一眼。
饭后收拾完碗筷，我爸从里屋出来，递给我一个蓝布包。
“这个你拿着。”他说，“我用不上了。”
我打开布包。里面是一本更旧的笔记本，封面印着”1965年出差记录”，是我爸年轻时跑遍东北的笔记本。
“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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