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城土著的车。
我收回目光，往火车站方向走。
向阳招待所在一条小巷子里，三层灰楼，门口晾着几条床单，冻得像铁板一样硬。门卫是个老头，听我报上阿黄的名字，指了指三楼最里间：“温州来的，开门的那个就是。”
我敲门。阿黄开的门，身上还穿着那件米黄色的夹克，袖子上有块油渍。他见是我，愣了一下，随即笑了：“是你啊，吃早点的那个。”
“是我。”我伸出手，“炜杰。”
他握了握，手心干燥粗糙，做五金生意的手。“你电话里说要来看看东海贸易？”
“看看。”
阿黄把门关好，领着我下楼。他没多问，我也没多解释。出了招待所，穿了两条街，拐进一条更宽的马路。阿黄在一家杂货铺门口停下，假装看柜台上的打火机，低声说：“前面那栋灰楼，四层，看见没有？”
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。一栋四层的灰色办公楼，墙面是水泥拉毛的，每层都有一排铝合金窗。门口停着三辆桑塔纳，还有一辆黑色皇冠，车头上的凤凰标志擦得锃亮。门边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：东海贸易公司。
进进出出的人穿着整齐，大多提着公文包，有几个手里攥着大哥大。门口站着一个穿军大衣的保安，不是老头，是个年轻小伙子，腰间别着橡胶棍。
“表面上做钢材、铜材的批发生意，”阿黄点了根烟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实际上倒腾批文、做空物资、利用政策漏洞。我老乡前年跟他做过一笔铜线生意，货到手发现是工业下脚料，亏了三万，官司打到一半，法院的人说证据不足。”
我盯着那栋楼的大门，没说话。
门口的人忽然动起来。保安把门拉开，一个穿藏青色唐装的男人从楼里走出来。五十多岁，微胖，不高，手里盘着两颗核桃，咯啦咯啦响。他出门的时候，旁边经过的几个人都停下脚步，点头叫”郑总”。他也点头，动作不快，一个一个回应，说话的声音我听不清，但能看见他的嘴型——慢，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。
郑东海。
前世我只在报纸上见过这个名字。今生，他就在我面前三十米的地方。
他没有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，甚至没有大声说话。但门口那帮人，不管是夹公文包的还是拿大哥大的，看他的眼神都带着一种规矩——这里的规矩是他定的。
一辆皇冠从街角滑过来，司机下车，拉开后门。郑东海准备上车，忽然回头，和一个刚从楼里跟出来的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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