员探查下，枸杞山、嵊山等岛屿的潜质被确认。汪直开始以“开辟新渔场”、“设立货栈”为名，极其隐秘、分批地将部分家眷、工匠、物资和忠实部众转移至此。他们在背风的港湾修建简易码头和棚屋，在山坳开垦小片菜地，在制高点设立隐蔽的瞭望哨。一切都以不引人注目的方式进行，仿佛只是几个规模稍大的渔村或走私贩的临时落脚点。
与此同时，汪直在平户的“规矩”开始被更严格地执行，并向更广阔的海域推行。几股不听号令、在长江口附近滥杀抢掠的小海盗团伙，被汪直联合徐海、叶宗满的船队以雷霆手段剿灭，头目被枭首示众，悬于船桅。消息传开，东海、黄海航线上往来的商船，在惊恐之余，也发现，只要主动或被动地向挂着“汪”字旗的船只缴纳一笔“引水钱”（实为保护费），并遵守不在其“辖区”内劫掠的约定，竟真的能获得一定程度的“安全通行”。一些胆大的海商，甚至开始主动与汪直设在平户、五岛乃至悄悄设在嵊泗的“货栈”进行贸易，用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换取日本银、硫磺、刀剑，以及从葡萄牙人那里转手的南洋香料、欧洲呢绒。
一种畸形的、由海盗主导的、半公开的海上秩序，开始在东海悄然成形。明国官府的水师巡船依然在游弋，但往往对挂着“汪”字旗、规规矩矩“缴费”后航行的商船视而不见——或许是因为收了贿赂，或许是因为知道惹不起，也或许是因为，这混乱的海面上，终于有了一股能“管住”大部分亡命徒的力量，对疲于奔命的官兵来说，未必全是坏事。
而在辽东，赫图阿拉的炼铁炉，经过数年断断续续的试验和“改进”（其中不乏“偶然”得到的、关于炉温控制和鼓风技巧的“提示”），终于能稳定地产出质量尚可的毛铁。虽然产量不高，但足够觉昌安父子打造一批比以往精良得多的刀枪箭头，装备核心的部众。实力的增长，带来了野心的膨胀。建州左卫开始更频繁地“出猎”——有时是向北对抗更强大的海西女真，有时是向西劫掠蒙古小部落，有时甚至敢对明军控制薄弱的辽东边堡进行小规模的骚扰和抢夺。“建州兵悍” 的名声，渐渐在辽东传开。
朝廷的注意力，却被东南愈演愈烈的“倭患”（其中大部分实为汪直、徐海等部，混杂着真倭）和北方蒙古俺答汗的频繁入寇所吸引。对于辽东深山老林里一个“偶尔不听话”的女真小部落，以及东海那些“时剿时抚、剿抚不定”的“海寇”，并没有投入真正的战略关注。
他们看不到，在东海海盗们建立的畸形秩序下，一条条不受朝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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