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这笔钱，相比于情感操纵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失，是微不足道的。”寒晓东说，“根据我们的估算，情感操纵行为每年给社会造成的经济损失，高达数百亿元。这还不包括无法估量的精神损害。从长远来看，这部法律将为社会节省大量的成本。”
三、第三轮质询：技术的可靠性
第三位发起质询的，是一位名叫“孙建国”的老议员。他头发花白，面容慈祥，但语气中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。
“寒先生，你在陈述中提到，你的基金会已经开发了实时预警系统，可以检测情感操纵行为。我想问，这个系统的可靠性如何？会不会出现误判？如果误判了，谁来承担责任？”
“孙议员，我们的实时预警系统，经过了严格的测试和优化。”寒晓东说，“目前的识别准确率，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三以上，误报率控制在百分之二以下。当然，没有任何系统是完美的。如果出现误判，我们会根据具体情况，承担相应的责任。”
“百分之二的误报率，听起来不高。”孙建国说，“但如果系统每天处理数亿条数据，百分之二的误报率，就意味着每天有数百万条误报。这些误报，会打扰多少人的生活？会造成多大的困扰？”
“孙议员，我们的预警系统，采用的是‘分级预警’机制。”寒晓东解释道，“绝大多数误报，都停留在最低的‘观察级’，不会对用户产生任何干扰。只有达到‘警示级’和‘干预级’的预警，才会通知用户。而这两个级别的预警，数量非常有限，误报率也更低。”
四、第四轮质询：个人的动机
第四位发起质询的，是之前那位年轻委员——名叫“陈思远”。他再次提出了关于寒晓东个人动机的问题。
“寒先生，我上次问过你，你的基金会是否从情感操纵的‘恐慌营销’中获利。你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想再问你一次——你的基金会，每年的运营经费是多少？这些经费，从哪里来？你的个人收入，是多少？”
这个问题，明显是在质疑寒晓东的诚信。
寒晓东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回答道：“陈议员，我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，是完全透明的。每年的财务报表，都会在官网上公布。去年的运营经费，是一亿两千万元。这些经费，全部来自社会捐赠和基金会自有资产的收益。我个人，不从基金会领取任何薪酬。我的个人收入，来自我之前的著作版税和演讲费用，每年大约在五十万元左右。”
“这些信息，你可以在基金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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