具”。此行为被记录为“逻辑模块过载，情感模块抑制过度，需观察”。S-2批次在进入青春期前后的“社交情境模拟”中集体失败。面对稍复杂的多人协作、欺骗、利益交换情境，实验体普遍表现出严重的适应不良，或僵化执行旧有指令，或陷入混乱。多数被评定为“无法适应基础社会交互，无继续培养价值”，在一年内被陆续“回收”。少数几个表现出极端攻击性或自毁倾向的，被注明“启动控制协议，物理约束，进入长期观察”，后文无记录。S-2批次，实质全灭。
• S-3（约15人）：开始尝试引入极早期的药物干预（神经营养剂、神经递质调节剂，剂量控制粗糙）和初步的“叙事引导”（向实验体灌输简化版的“家族使命”故事，观察其认同度）。此阶段，实验体的个体差异开始显现，但也出现了更多不可控的副作用。一份实验日志记载，S-3-05在接受某种旨在“增强专注和警觉”的药物组合后，出现严重的幻觉和偏执，攻击了一名研究员。另一份报告显示，S-3-11对灌输的“家族”叙事产生强烈抗拒，私下破坏实验设备，并在被询问时保持沉默，被标注为“早期叛逆迹象，需重点关注”。S-3批次在首次“中等压力决策测试”（模拟资源稀缺下的分配问题）中，出现了分化。少数能做出冷酷但“高效”决策，多数则陷入僵局或做出非理性选择。测试后，超过一半的实验体表现出抑郁、焦虑或攻击性增强。项目组内部评估认为，S-3“在基础认知塑造上有进步，但在情感-动机整合及抗压能力上存在根本缺陷，且副作用不可控”。最终，除两名“表现相对稳定、副作用较小”的实验体被转入“长期低度观察项目”（后文再无重要记录），其余S-3实验体在一年内被“逐步终止”，理由包括“不可逆药物副作用”、“行为不可预测性过高”、“实验目标无法达成”。
S-4与S-5：“工具化”尝试与失控
进入S-4和S-5阶段，技术手段有所“精进”，目标也更加明确：制造高度专业化、高度服从、具备特定技能的“工具人”。实验体除了孤儿来源，开始更多地“招募”或“选拔”一些具有特殊背景的青少年甚至成人（如欠下巨额债务的赌徒、寻求极端能力提升的士兵、身患绝症寻求生机的患者），承诺给予其或家人财富、治疗，但实际合同充满陷阱。
• S-4（约25人）：强调“技能模块化植入”和“条件反射链固化”。通过高强度、重复性的训练，结合药物和经颅磁刺激等较新的物理干预，试图将特定技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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