梨膏糖的老头，铜锣掉在地上，嘴巴张着忘了合拢。
接着是一群刚从学堂放学的孩子，追着队伍跑，嘴里学喊“欺师灭祖”“黄埔败类”，奶声奶气的，跟鹦鹉学舌似的。
一个穿旗袍的舞女站在二楼阳台上，手里捏着一把瓜子，边嗑边看，忽然朝戴笠丢了一颗瓜子壳，壳飘在他高帽上粘住了。戴笠不敢动，继续走。舞女笑得花枝乱颤，转身朝屋里喊：“阿姊快来看，五只大公鸡！”
最绝的是一个剃头匠，挑着担子在路边看了半天，忽然扯开嗓子喊了一句：“那个分赃二十万的——你剃头不？我给你剃个光头，省得戴帽子！”
戴笠的脸从脖子根紫到了帽檐。
《新闻报》的记者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，车还没停稳就举起相机对焦。戴笠下意识抬手挡脸，李宇轩的声音从身后飘来：“雨农，手放下。”戴笠的手像被线牵了一样放下来，咔嚓一声，他的侧脸定格在1933年5月上海的阳光里，高帽的影子斜斜罩住半张脸，像半个囚笼。
杜月笙的黑色福特轿车跟在后面。车窗没摇下来，但车里的人明显在往外看。司机回头低声说了一句什么，杜月笙没有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轿车缓缓加速，从旁边超过游街队伍，开走了。
李宇轩远远看着那辆车的屁股，知道杜老板这是在表态：事是我场子里出的，但人是你的人，我不插手。
游完街，天已经擦黑。五个人被带回院子，嗓子全废了，手也敲锣敲得抬不起来。李宇轩让勤务兵在花圃边上挖了五个坑，三尺深，两尺宽，间距一米五，横平竖直，像步兵操典里画的那样。
“进去。”
戴笠爬进第一个坑。他腿软，爬了三下才坐稳。土被一锹一锹填进来，从脚踝到膝盖，从膝盖到大腿，从大腿到胸口。
泥土的凉意从四面八方挤过来，他觉得自己正在被大地慢慢吃掉。五个人依次被种进坑里，土埋到胸口。李宇轩走过去，把五顶高帽重新扶正，又把胸前的牌子捋平整，退后三步，歪着头看了半天。
五颗脑袋在地里排成一排，头顶一尺半高的红纸帽，胸前挂着大牌子，在暮色里像五棵刚从土里冒出来的畸形萝卜。
“浇点水。”李宇轩吩咐勤务兵。
勤务兵拎了一桶水，挨个在每颗脑袋旁边的土上浇了小半瓢。水渗进土里，五个人同时打了个哆嗦。上海五月的夜晚不凉，但湿土裹着身体，夜风一吹，那滋味跟蹲水牢差不了多少。
“明天一早，”李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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