志同道合的伙伴们，如同拼图中不可或缺的板块，逐渐汇聚到“新基石”的旗帜下。陈默看着这支日益壮大的队伍，心中充满了希望。然而，他也敏锐地察觉到，在这群人中，有一种特质，如同暗夜中的星光，格外耀眼——那是一种近乎纯粹的理想主义。
这种理想主义，在李成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。他放弃了稳定的教师工作和熟悉的讲台，选择了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。他不在乎薪水的高低，也不在乎职位的尊卑。他在乎的，只是能不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。他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如果我的选择，能让哪怕多一个孩子，有机会走出大山，那我这辈子，就没白活。”
这种理想主义，在杨澜身上，则表现为一种近乎偏执的“洁癖”。她拒绝与任何有污点的企业或个人合作，即使对方能够提供巨额捐款。她坚持，基金会的每一分钱，都必须来自“干净”的渠道。她常常在内部会议上，不厌其烦地强调：“我们是做教育的，是塑造灵魂的。我们自己，必须先有一颗纯洁的灵魂。”
这种理想主义，在赵明身上，则表现为一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勇气。他放弃了华尔街的锦绣前程，回国投身于一项前途未卜的事业。他清楚地知道，做公益，尤其是在中国做乡村教育公益，有多么艰难。但他依然义无反顾。他说：“我知道，我可能改变不了整个世界。但我至少，可以尝试着，去改变我所能够改变的那一部分。”
这种理想主义，在王芳和陈曦身上，也同样闪耀着光芒。王芳扎根基层五年，将自己的青春和热血，都洒在了那片贫瘠的土地上。陈曦放弃了光鲜亮丽的设计师工作，甘愿跑到穷乡僻壤，去为孩子们设计教室和图书馆。
陈默看着这些伙伴们，心中既感到欣慰，又隐隐有一丝担忧。他欣慰的是，自己找到了这样一群纯粹的人。他担忧的是，这种纯粹的理想主义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是否能够持久？
他想起自己年轻时，也曾像他们一样，满怀理想，意气风发。他以为自己可以改变世界，可以重塑规则。但现实的毒打，让他逐渐变得圆滑，变得世故。他学会了妥协，学会了权衡利弊。他不再相信，仅凭一腔热血，就能成事。
他担心，这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们，会在未来的某一天，遭遇到与他相似的挫折和打击，然后，慢慢地，磨去棱角，变得平庸。
他决定，要找机会，和他们谈谈。
在一次基金会例行的项目复盘会后，陈默留下了李成、杨澜、赵明、王芳和陈曦几个人。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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