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学一年级到高三，覆盖了七个省。林野没有搞启动仪式，没有邀请媒体，连微博都没发。他只是让基金会把受助学生的名单发给他，他一个一个地看那些名字——有些名字很普通，张敏、李伟、王芳；有些名字很特别，格桑曲珍、阿依古丽、马晓龙。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行小字，写着家庭情况：父亲去世、母亲残疾、爷爷奶奶年迈无劳力。这行小字很轻，打印在A4纸上，只有几毫米高，但林野盯着它看了很久。
他把名单打印了两份，一份锁在抽屉里，一份贴在厢房的墙上。每天进出都能看到。不是为了提醒自己做了什么，是为了提醒自己还有很多没做。
助学金发下去的第一年，没有什么动静。那些孩子还在读书，还在考试，还在从村子里走到镇上的学校。林野没有去打扰他们，他怕自己的出现会让他们紧张，或者让他们觉得自己被“特殊对待”了。他只是偶尔从基金会那里拿到一些反馈——谁的成绩进步了，谁的作文得了奖，谁的绘画作品被选去参加了县里的展览。他把这些反馈收好，放在抽屉里，和那份名单放在一起。
第二年，动静来了。
那是一个六月的傍晚。林野正在院子里教小石头站桩。小石头已经站了快一年了，从最初的五分钟腿抖，到现在能稳稳当当地站半小时，纹丝不动。林的自行车停在院门口，小野弟趴在他脚边，小茜蹲在墙头。
手机响了。林野拿起来一看，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打来的。他接起来，对方的声音激动得有点破音。“林老师！好消息！第一批受助学生里，有一个考上清华了！”
林野握着手机，没说话。
“是个女孩，叫陈小禾，甘肃的。父亲去世了，母亲在镇上打工，家里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。她今年高考考了六百八十八分，全县第一，被清华大学录取了！”
林野听到“陈小禾”这个名字的时候，脑子里闪过那张贴在厢房墙上的名单。他记得这个名字，排在第二页的中间。旁边写着“父亲病故，母亲务工，兄妹三人”。就这么一行字，十几笔，写尽了一个家庭的十年。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千言万语都堵在那里，一个字也挤不出来。
“林老师？林老师您还在吗？”
“在。”他的声音哑了。“她……有说什么吗？”
“她写了封信给您。我们马上寄过去。”
信是三天后到的。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信封，上面贴着一张一块两毛钱的邮票，邮戳是甘肃的一个小县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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