辛弃疾在京口日以继夜的备战,如同在奔腾不息的长江岸边,执着地垒砌一座沙堡。城墙在增高,士卒在流汗,战船在修复,粮秣在缓慢积聚。然而,来自临安的风,却带着越来越浓烈的焦躁与寒意,一次次试图吹散这沙堡的根基。
韩侂胄对辛弃疾“稳扎稳打”的方略早已失去耐心。这位权倾朝野的太师,需要的不是漫长的准备与不确定的未来,而是一场能够迅速彰显其“雄才大略”、巩固其无上权威的军事胜利。开禧元年(公元1205年)春,当辛弃疾再次上书,详细禀报京口防务进展,并重申“秋高马肥,金人势强,今岁非大举之时,宜更待明岁,且必待荆襄、两淮同进”时,临安的决策,已如离弦之箭,再无回头的可能。
开禧二年(公元1206年)初夏,未经充分准备、甚至未经周密策划的“开禧北伐”,在韩侂胄及其亲信将领的强力推动下仓促发动了。北伐的檄文写得慷慨激昂,痛陈金人罪孽,宣扬恢复之志,一时倒也激起了不少朝野士民的振奋。宋军兵分多路,从川陕、荆襄、两淮同时出击。
消息传到镇江时,辛弃疾正在校场检阅新近编练的“北固营”水军操演。听到驿卒急报,他握着令旗的手猛地一紧,指节泛白。身旁的陈松看到,自家大人的脸色在初夏明亮的阳光下,竟瞬间失去了血色,变得如同身后的城墙砖石一般灰败。
“终究……还是来了。”辛弃疾喃喃道,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。他没有立刻下达任何指令,只是久久地站在原地,望着江面上那些正在演练阵型、尚显生疏的战船,望着更远处那水天相接、吉凶未卜的北方。江风吹动他花白的鬓发,也吹来了长江亘古不变的、带着泥沙气息的呜咽。
北伐初期的战报,一度传来些令人振奋的消息。东线郭倪部攻取泗州、虹县;中路皇甫斌部克复唐州、邓州;西线吴曦部也有所进展。这些“胜利”被临安大加渲染,韩侂胄更是志得意满,仿佛中兴伟业已在眼前,加官晋爵,大肆封赏亲信,朝中一片“歌颂升平”之声。
辛弃疾接到这些战报,却毫无喜色。他仔细研读每一份军情邸报,眉头越锁越紧。这些所谓的“胜利”,多是在金军边防松懈或守军战力薄弱处取得,并未伤及金军主力。而且,各路宋军进展不一,缺乏协同,后勤补给线拉长,隐患已现。更重要的是,金国的反应如何?主力何在?
他怀着最后一丝希望,连夜写下紧急奏疏,指出当前胜利表象下的巨大危机:孤军深入,后援不继,侧翼空虚。尤其提醒要严防金军集结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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