萧瑀的话掷地有声。
他不是在为钱守义辩护,而是在直接攻击政务院的新法。
他话音刚落,国子监祭酒,孔颖达,也站了出来。
他从另一个角度,对新法进行了批判。
“萧公所言极是!”
“圣人治国,讲究的是‘经权之变’。‘经’者,常法也;‘权’者,变通也。”
“政务院之新法,重‘算学’而轻‘人情’,重‘规矩’而轻‘时变’,此乃舍本逐末之举。”
“治国,非算学也,若事事皆以数字度量,那与商贾何异?我等士大夫之风骨何在?”
“臣以为,此法之根,在于豫王殿下所提倡的‘格物之学’,过于功利,而少了儒家之仁恕,长此以往,人心必然大坏,国本亦将动摇!”
孔颖达直接将问题上升到了“道统之争”的高度。
他这一开口,立刻得到了朝中大批儒臣的支持。
一时间,朝堂之上风向大变。
昨天还因为豫王新政而欢欣鼓舞的官员,此刻又开始窃窃私语,觉得萧瑀和孔颖达说的,似乎也有些道理。
毕竟,对于这些习惯了模糊和人情的古代官员来说,现代社会那种精确到分的预算和审计制度,确实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恐怖存在。
就在此时,一个新晋的身影站了出来。
是褚遂良。
他刚刚被长孙无忌举荐,从一个默默无闻的起居郎,一跃成为财政部的侍郎,正是政务院改革的直接受益者。
他知道,这是他表忠心的最好机会。
“陛下,臣有不同之见!”
褚遂良的声音清亮而坚定。
“萧公与孔祭酒,只知其一,不知其二。”
“度支司之事,问题不在新法,而在执行之人!”
“新法规定,预算之外,可走‘紧急追加程序’,由用款衙门提出申请,政务院讨论,陛下批准,即可拨款,此乃‘权变’之道,新法之中,早有考量。”
“科学院之事,魏王殿下完全可以走此程序,但度支司的官员,却故意隐瞒此条,只以‘预算没有’为由粗暴驳回,其心可诛!”
“这说明,不是新法有问题,而是某些官员,对新法阳奉阴违,故意制造事端,试图阻挠改革!”
“至于孔祭酒所言,‘治国非算学’,臣更不敢苟同。”
褚遂良转向孔颖达,不卑不亢。
“不当家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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