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速计算:“从安特卫普港可以调集三十艘中型商船,改装成临时医疗船。但需要三天时间,而且……费用。”
“费用按标准——”
“不,”扬二世打断,想起父亲的教导,“这次按特殊紧急费率。市场价的一点五倍。因为我们需要连夜改装,雇佣额外水手,承担敌袭风险——虽然战场在法国境内,但私掠船还在海峡活动。”
军需官皱眉:“公爵大人不会喜欢这种趁机涨价。”
“公爵大人刚赢得一场伟大胜利,”扬二世平静地说,“他需要高效的后勤来维持攻势。廉价的后勤会拖延,拖延会让伤员死亡,死亡会影响士气。您可以选择。”
最终军需官签了字。扬二世知道为什么:马尔堡公爵正在准备向巴黎进军,需要一切顺利。而顺利需要钱,幸运的是,花的不是他自己的钱。
在返回安特卫普的马车上,扬二世写下观察笔记:
“马尔普拉凯,1709年9月。所谓的决定性胜利看起来像:成堆的尸体等待掩埋,断肢的士兵等待死亡或奇迹,将军们已经在计划下一步进攻。胜利是相对的——今天比昨天多占领一百码土地,多杀死一千敌人。但土地浸透了血,敌人明天会有新的援军。
我问一个荷兰上校:‘值得吗?’他沉默很久,说:‘问题不在于值不值得,在于还能承受多久。’
荷兰的承受力正在接近极限,我能感觉到。不是军事极限,是财政极限,心理极限,灵魂极限。”
在莱顿,玛丽亚接到丈夫约翰从前线寄来的信,手抖得几乎拆不开信封。
信比往常更短:
“还活着。左肩中弹,不严重。团里损失一半。我们守住了中央阵地,英国人进行了决定性冲锋。荣耀归于公爵,伤痛归于我们。
有个十九岁士兵,我看着他长大(他父亲是我以前的部下),今天死在我怀里。他说:‘告诉妈妈我不是逃兵。’我说:‘你是英雄。’但我不知道英雄这个词还有什么意义。
战争必须结束,否则荷兰会流干最后一滴血。但怎么结束?没有人知道。
我爱你。继续种你的土豆。至少土豆不会问为什么。”
玛丽亚把信贴在胸口,眼泪无声流下。她已经四十三岁,但每次接到前线来信,都感觉自己又变回那个等待父亲从海上归来的小女孩。
女儿卡特琳娜——现在二十一岁,在莱顿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——轻轻走进房间。
“父亲受伤了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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