风……他亲眼见过古战场的残迹,听过老人传唱的古歌谣,触摸过断裂的碑碣。那些鲜活的地方记忆,常常与宫廷收藏的正式史册记载有所出入,甚至截然相反。
修史,尤其是要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,岂能仅仅照搬旧档、堆砌褒贬?必须考信,必须折中,必须在纷繁甚至矛盾的记载中,尽力逼近那个已然消逝的“真实”。哪怕这个真实,有时并不光彩,甚至触碰忌讳。
他想起了父亲司马谈临终的嘱托:“余死,汝必为太史;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……” 想起了自己因李陵之事遭受宫刑的奇耻大辱与发愤著书的决绝。个人的生死荣辱,在历史长河前何其渺小。但若因畏惧或懈怠,让历史的真相被掩盖、被扭曲,那才是最大的失职。
他最终没有删去“巴蜀寡妇清”的记载,但提笔在旁边,用极小的字加了一行注:“或云其业起于时势,亦未可知。” 留下了存疑的痕迹。
他继续工作,校勘《匈奴列传》中关于冒顿单于“鸣镝弑父”的细节,对比来自边关戍卒口述的版本与宫廷旧档;核对《河渠书》中关于郑国渠修建过程的各类工程记录与民间传说……
烛泪堆积,夜枭啼鸣。
这是一个史官,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与传闻中,试图打捞真相碎片、构建历史脉络的孤独夜晚。他没有现代科学手段,只能依靠有限的文献比对、实地查访的见闻、以及一颗追求“实录”的虔诚之心。
他所开创的纪传体通史,不仅是一种体裁,更是一种态度:历史应由人的活动构成,应尽可能多元地呈现不同的声音和侧面,应在严谨考据的基础上敢于“成一家之言”。这种发端于华夏文明早期、将历史书写本身视为一项严肃求真事业的传统,正是后世面对任何历史叙事时,可以回溯的精神源头之一。
千年之后,当另一群学者在杭州的会场里,为自己的文明辩护,并质疑其他文明的叙事时,他们所倚仗的,除了新的科技证据,骨子里依然延续着这种源自司马迁时代的、对“信史”的执着追求。只是战场,从长安的天禄阁,扩展到了全球文明的宏大图景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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