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拜一早晨,天阴得厉害。
余则成站在台北站门口等车,手里拎着公文包,皮面被潮气浸得发暗。他抬头看了看天,云层压得低低的,灰蒙蒙的一片,估摸着要下大雨。街上行人匆匆,黄包车夫拉着车跑得飞快,车轱辘碾过湿漉漉的路面,溅起细细的水花。
三个月了。
他心里默算着日子。来台湾整整三个月了,组织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像断了线的风筝,飘飘荡荡的,不知道往哪儿落。老赵那边传过两次话,都是“等风头过去”、“暂时不要动”。等,等,等——除了等,他什么也做不了。
香港的生意更是没影儿。上回跟吴敬中提了那个“陈先生”,吴敬中当时眼睛一亮,可后来再问,余则成就只能含糊着说“还在接洽”。接洽个鬼,他连香港那边往哪儿写信都不知道。
车来了,是站里那辆旧福特。司机老刘摇下车窗:“余副站长,上车吧,雨快来了。”
余则成拉开车门坐进去。车里一股霉味混着机油味,熏得人头晕。老刘一边开车一边唠叨:“这天气,真要命。我老婆晾的衣服三天都没干,摸着都黏手……”
余则成没搭话,看着窗外。街边的店铺陆续开门了,早点摊冒出腾腾热气,卖豆浆油条的吆喝声穿透潮湿的空气传过来。一切都平常,可他觉得心里空落落的,像少了点什么。
车到站里,雨还没下。余则成下车,抬头看了眼那栋四层灰楼——泉州街26号,保密局台北站。牌子是新挂的,黑底金字,在阴天里反着哑光。
他走进楼里,皮鞋踩在水磨石地面上,发出沉闷的响声。走廊里灯还没全开,昏暗的光线下,几个文员抱着文件匆匆走过,看见他,点点头算是打招呼。
到办公室,他放下公文包,脱了外套挂好。桌上堆着些文件,都是些例行公事:各处的周报、经费申请、人员调动建议……他随手翻了翻,没什么要紧的。正要坐下,电话响了。
是吴敬中打来的,声音听着有点急:“则成,来我这儿一趟。”
余则成心里一紧:“站长,什么事?”
“来了再说。”
挂了电话,余则成整了整衣领,往站长室走。走廊尽头那扇门虚掩着,他敲了敲,里头传来吴敬中的声音:“进。”
推门进去,屋里烟雾缭绕。吴敬中坐在办公桌后,手里夹着支烟,烟灰积了老长一截。他面前摊着份文件,眉头皱得紧紧的。
“站长。”余则成关上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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