礼’。今新律诸篇，处处以法为先，以条为据，几欲使法高于情，文高于义，吏高于官，官高于君！此非治国，实乃舍本逐末，以法害治！老臣恐，长此以往，官吏但知死守律条，不知通权达变；百姓但知锱铢必较，不念忠孝仁恕。上下交相争于法，而礼义廉耻尽丧矣！”
这番言论，如巨石投水，激起千层浪。立刻有数位官员出列附和，言辞或激烈，或委婉，但核心意思一致：法律只是工具，是“术”；道德、礼教、人情，尤其是帝王的意志和官员的“贤明”，才是治国之“道”、之“本”。过度强调法律，尤其强调法律的严格性和程序性，会束缚君主和官员的手脚，会破坏基于人情和道德的和谐秩序，是本末倒置，甚至是危险的。
“王尚书所言极是！”一位御史中丞紧接着发言，他年富力强，言辞犀利，“臣闻新律草案，竟有限制刑讯、规定‘司法参军事’相对独立、乃至允许‘代书人’公堂陈情之议。此诸般设计，看似周全，实则架空长官，纵容刁·民，束缚有司！试问，若遇冥顽不化之凶徒，不动刑何以得实？若州县佐贰可独立断案，置刺史、县令于何地？若讼棍可登堂辩驳，官府威严何在？此非但无助于治，反为乱阶！治国之道，在人不在法。得良吏，则虽法令疏阔而民自化；用酷吏，则虽律令如毛而民愈乱。今不着力于选拔贤能、敦风化俗，反汲汲于繁文缛节、条框束缚，岂非南辕北辙？”
压力如潮水般涌向李瑾和狄仁杰。李瑾手心微微出汗，他知道，这是对新律理念的根本性质疑，是“人治”传统对“法治”萌芽的全面反击。他看向狄仁杰，老臣神色凝重，但目光依旧沉稳。
狄仁杰上前一步，向御座深深一揖，然后转向众臣，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传遍大殿：“王公、李中丞之言，老臣闻之，如闻洪钟大吕，发人深省。确然，治国之本，在于德，在于礼，在于得人。圣人垂训，千古不移。”
他先肯定了对方的理论基础，这是辩论的策略，也是他内心部分认同的。但紧接着，他话锋一转：“然，德礼之教化，贤能之选拔，非一日之功，亦非可必得。天下之大，州县之多，官吏之众，岂能人人皆为尧舜？我朝开国至今，历数代先帝励精图治，贤臣良吏辈出，然地方酷吏、污吏，可曾绝迹？冤狱错案，可曾全无？”
他环视众人，目光恳切：“德礼，如日月之光，普照万物，是为理想之高标。然律法，如大地之径，使人知所行止，是为现实之规尺。无理想，则世道沉沦；无规尺，则人皆茫然，强梁者横行，弱小者无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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