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响的年轻学子中,一种基于“万物有法,格物致知”理念的新世界观正在萌芽。他们开始用观察、实验、推理的方法看待自然现象,对许多被视为当然的“天理”、“旧俗”提出疑问。虽然尚未形成系统的科学哲学,但这种重实证、轻虚谈、讲效用的风气,与占据主流的经学思辨传统格格不入,却吸引了一批热衷于探求“实学”的年轻人。
这些纷繁复杂、甚至彼此矛盾的新思潮,并非有组织的运动,它们散落在各种“时论策”、私人著述、地下小册子、话本小说、乃至茶馆酒肆的辩论之中。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股越来越清晰的、躁动不安的思想潜流。 它们的出现和传播,得益于相对低廉的印刷成本和初步成型的传播网络。它们的作者和拥护者,大多是非主流的知识分子、下层官吏、商人、工匠甚至失意文人,他们不再满足于仅仅接受和背诵经典教条,开始尝试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世界,用自己的头脑思考问题,并勇敢地(尽管常常是隐晦地)表达出来。
这股潜流,让许多习惯了思想一统、万马齐喑的士大夫感到了深深的不安。国子监祭酒孔颖达(此为虚构人物,代表正统大儒)在一次私下的聚会中,痛心疾首地对门生说:“印刷便捷,而邪说横行;典籍易得,而人心不古。彼等竖子,略识之无,便敢妄议圣贤,非薄经典,甚而质疑伦常,鼓吹异端。长此以往,圣学衰微,人心涣散,礼崩乐坏,可立而待也!”
而另一方面,武则天和李瑾,则怀着更为复杂的心情,注视着这一切。他们乐见思想活跃带来的活力,这有助于打破世家大族对文化解释权的垄断,为改革提供舆论支持和人才储备。格物院的新学、鼓励工商的言论、乃至一些不触及根本的批评,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他们的利益。但与此同时,他们对那些质疑君臣大义、动摇儒家根本伦理、甚至隐含煽动平等诉求的激进思想,保持着高度的警惕。
“思潮已动,如地泉奔涌,堵之则溃,疏之则漫。” 李瑾在御前与狄仁杰、新任礼部尚书等重臣议事时,沉声说道,“朝廷当有定力,亦需有智慧。于国有利、于民有益之新思,当鼓励引导,如格物致用之学,如通商富民之论。于法无害、于世道人心无大碍之异见,可容其存,辩其是非。然,若有敢倡言乱制、毁弃纲常、煽惑人心、图谋不轨者,” 他语气转冷,斩钉截铁,“则必以雷霆手段,坚决扑灭,绝不容情! 眼下,当务之急是尽快确立‘出版律法’,厘清边界,使作者、刊印者、传播者皆知所避就。同时,朝廷亦需主动发声,以正理、实事,占领这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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