地方豪强、信众乃至不法之徒，往往盘根错节。朝廷政令下达，彼辈或明遵暗违，或虚与委蛇。若此次藏匿法器者，轻易放过，则其他观望者会作何想？是否会以为朝廷雷声大、雨点小，法令可欺？日后推行其他政令，是否还会遇到类似掣肘？惩一儆百，非为苛酷，乃为立信。 信立，则令行禁止。”
元万顷补充道：“殿下仁恕，可泽及罪囚本人。然法之威严，关乎政令畅通，关乎朝廷威信，此乃大局。 对此辈，可按律惩处，以儆效尤。然对其家眷，若无参与，可不予株连，此亦为仁。于法当严，于情可悯，二者并非不可兼顾，关键在于区分对象，把握尺度。”
李弘沉思良久，最终接受了他们的意见，批示“按律查办，不得宽纵。其无干家眷，勿得牵连。” 他感觉到，这一次的决定，不是被说服，而是在更深入理解政策背景和利害关系后，自己做出的更成熟判断。而刘祎之等人的角色，也从“监督者”、“指导者”，逐渐向真正的“辅佐者”、“启迪者”转变。
随着时间推移，一种新的、更为健康的互动模式在东宫明德殿内形成。李弘依然尊重并倚重北门学士们的经验与智慧，但不再盲目依赖或被动接受。他开始更主动地提出问题，更深入地探究政策背后的逻辑，甚至在有些问题上，能提出让北门学士们也需认真思考的见解。而北门学士们，在恪守对武则天和李瑾忠诚的前提下，也越来越多地将太子的成长与帝国的未来联系起来，更真诚地为他出谋划策，开始有意识地为这位未来的君主，培养属于他自己的政务视野和决策能力。
麟德二十二年的冬天，就在这繁忙而有序的政务处理、以及太子与北门学士团队日渐深入的磨合中悄然来临。殿外的寒风呼啸，殿内却是灯火常明，讨论政事的声音时常持续到深夜。刘祎之、元万顷等人，不仅是太子的“文胆”与“智库”，也逐渐成为他观察朝局、理解新政、乃至窥探母亲执政风格与深层思维的一扇重要窗口。而李弘，这位年轻的储君，正在这群特殊辅佐者的帮助下，一点点褪去青涩，一步步走向帝国权力舞台的更中央。这潜移默化的影响与塑造，其意义，或许比处理成千上万份奏疏更为深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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