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日心说”引发的涟漪尚未平息,格物院内新旧思想的暗流仍在涌动。然而,李瑾深知,思想的论战固然重要,但知识的沉淀、整理与传播,才是文明进步的坚实阶梯。当一种新的认知范式开始萌芽,当零散的经验、技艺、发现逐渐积累,迫切需要一种系统性的梳理、甄别、归纳与编纂,将其从个人的、私密的、口耳相传的“秘术”,转化为公共的、可传授的、可验证的、可发展的知识体系。这不仅是传承的需要,更是将“格物”理念制度化、正统化,并最终融入帝国文化血脉的关键一步。
恰在此时,一个绝佳的契机出现了。
麟德九年冬,天后武媚娘于洛阳宫贞观殿召集重臣,议及文教之事。其时,大唐国力臻于鼎盛,四夷宾服,海内晏然。武后雄才大略,既有经天纬地之志,亦有垂范青史之心。她深感自太宗朝修撰《五经正义》定儒学一统,高宗朝敕编《文馆词林》、《瑶山玉彩》等类书以来,虽文治粲然,然典籍浩繁,新旧杂糅,尤以近年来格物院所倡“实学”、“新技”、“异闻”层出不穷,多有未载于经典、不见于故纸者。或散落于匠户作坊,或流布于海商行旅,或秘藏于方士丹房,不成体系,难窥全豹。长此以往,恐技艺失传,新知湮没。
“本宫观古今治世,武功文治,不可偏废。” 武媚娘凤目扫过殿中群臣,最后落在李瑾身上,“三郎倡格物致知,诸馆新学迭出,于国于民,实有裨益。然学理技艺,若无编纂整理,则如珠玉散地,难以汇聚成器。本宫有意,仿前代修书旧例,集天下饱学之士、能工巧匠,于洛阳设馆,广搜博采,编修一部旷古未有之巨典,不唯经史子集,更兼百科杂学,凡天文、地理、算数、医药、百工、农桑、舟车、军械、乃至海外风物、新出技艺,无所不包,务求详尽,以彰我大唐文治之盛,亦为后世开智储才。三郎以为如何?”
李瑾闻言,心潮澎湃。这正是他梦寐以求之事!将格物院数年来探索的成果,以及天下已有的实用知识,进行一次全面的、系统化的整理、验证和编撰,这不仅是知识的集大成,更是确立“实学”地位,将其从“奇技淫巧”提升到“经世致用之学”高度的绝佳机会。他当即出列,深施一礼:“天后圣明!此乃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之盛举!臣以为,此典不应囿于经史陈言,更当以‘经世致用,格物求真’为旨,广收天下有用之学,尤其是近年格物院所究之新学、所创之新技,详加考辨,去伪存真,图文并茂,务使览之可学,学之可用。此典若成,当名之曰——《弘道大典》或《开元宝典》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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