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写完后,倭哥真的把它贴在了书店门口。红纸黑字,在雪白的背景下格外醒目。
奇迹般地,这封信引起了反响。
先是隔壁理发店的王阿姨,六十多岁,在这条街理了四十年发。她看完信,眼睛红了:“小李啊,阿姨支持你。我那个店也接到通知了,但我没文化,不知道怎么说。你说出了我的心声。”
然后是巷子深处的裁缝铺张爷爷,八十岁了,耳背,但眼睛还亮。他拄着拐杖来到书店,用颤抖的手在信纸下方签了自己的名字。
接着是水果摊的刘叔、修鞋的李师傅、卖煎饼的赵大姐……短短两天,信纸下方签满了名字,还贴了许多小便签:
“我在这里住了五十年,不想走。”
“孩子在这里长大,这里有他的童年。”
“拆了这里,我们去哪里?”
“城市需要发展,但也需要记忆。”
第三天,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——附近大学的历史系教授,姓陈,是书店的常客。
“李老板,”陈教授握着倭哥的手,“你这封信写得好。我已经联系了几个搞文化遗产保护的朋友,还有媒体记者。我们不能让这样的地方消失。”
第四天,记者真的来了。扛着摄像机,举着话筒。倭哥不善言辞,但说到书店时,眼睛里有了光:“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卖书的地方,它是一个社区的记忆枢纽。老人来这里聊天,孩子来这里写作业,失意的人来这里寻找慰藉,快乐的人来这里分享喜悦。如果这样的地方都留不住,我们留住的到底是什么?是高楼大厦的冰冷外壳,还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联结?”
采访播出后,事情有了转机。城市规划部门派人来重新评估,说是会“考虑文化价值”。
但倭哥知道,这只是一个开始。
“他们说的‘考虑’,往往意味着‘打折’,”他对我说,“文化的价值永远算不过经济的账。但至少,我们发出了声音。声音被听见了,就有希望。”
那段时间,书店成了一个小型的“抵抗指挥部”。每天都有邻居来,出主意,想办法。王阿姨煮了姜茶,张爷爷拿来老照片,刘叔提供水果,赵大姐做煎饼当午餐。小小的书店里挤满了人,热气腾腾,书香混着茶香、饭香、人情的香。
倭哥的父亲生前常说:“书店是活的,因为它连接着活生生的人。”
现在,这句话正在被验证。
一周后的傍晚,拆迁办的人又来了。这次来了
本章未完,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