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没有直接回答父亲的问题，而是微微侧头，看向身旁的韩丽梅，声音干涩，但清晰地问道：“韩总，协议的具体条款，可以再详细说明一下吗？尤其是关于赡养金额、支付方式，以及……违约的后果。”
她没有说“这是我的意思”，也没有说“这是韩总的意思”。她用了一个问题，一个看似寻求 clarification（澄清）的问题，实际上，却是一种态度，一种默许，一种将这场谈话，正式引入“协议”框架下的姿态。她绕开了父亲“非此即彼”的逼问，用行动表明，她选择接受用规则来厘清这团乱麻，哪怕这规则冰冷刺骨。
韩丽梅几不可察地挑了挑眉，似乎对张艳红此刻的反应有一丝细微的认可。她没有看张家人瞬间变得更加难看的脸色，而是从容地再次翻开那份协议草案，用她那平稳无波、如同宣读法律条文般的嗓音，开始逐条解释，这一次，更加详细，也更加不留情面。
“第一条，赡养义务。” 她的指尖划过打印清晰的条款，“根据《民法典》相关原则及南城本地平均生活水平，结合张艳红女士目前的税后年薪及未来增长预期测算，协议草案建议，张艳红女士每月向父母双方支付赡养费，总额为人民币三千五百元。支付方式为每月十号前，转账至指定账户。该金额将参照本地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度增幅，每三年调整一次。此费用包含基本生活、医疗及必要照护，大额医疗等突发支出，可另行协商，但不构成额外固定义务。”
“三千五？！” 李桂兰尖叫道，甚至忘了继续“寻死觅活”，“一个月三千五？打发叫花子呢？！我们在老家……”
“南城基本生活成本，二位如有疑问，可以自行查阅统计部门数据。” 韩丽梅眼皮都没抬，直接打断了她，声音没有任何起伏，“此标准已高于本地平均赡养水平，且设立了明确的增长机制，保障了二位的晚年基本生活。若认为不足，可提出依据，但需在合理范围内。”
“第二条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资助边界。” 韩丽梅继续，语速平稳，却字字清晰，敲打在每个人的耳膜上，“明确约定，张艳红女士对其兄张建国先生一家，除符合法律规定的应急救助（如重大疾病、意外灾害等）外，不负有长期、无限度的经济资助、工作安排、住房提供、子女教育等义务。此前提供的临时住所与工作机会，系基于人道主义及稳定员工工作环境的一次性特别援助，已于协议附件中载明性质及期限（三个月），到期自动终止，不产生任何延续效力或期待利益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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