帝后大丧的阴影,如同一口巨大的铅灰色棺材,沉沉地压在整个北京城,也压在每一个靠喜庆锣鼓吃饭的梨园行头上。国丧期长达百日,京城之内,严禁任何形式的娱乐宴饮。往日车水马龙、夜夜笙歌的戏园茶馆,如今门可罗雀,死寂一片。
往年的腊月,正是戏班最忙碌、最风光的时候。各王府、贝勒府、大宅门的“封箱戏”堂会应接不暇,封赏的红包能让人过个肥年。但今年,所有的请柬都石沉大海。莫说是王公贵胄,就是寻常的富商,也不敢在这风口浪尖上招摇宴乐。
谭家班彻底断了主要的收入来源。偌大的戏班,几十口人张着嘴等饭吃,每日的开销像流水一样只出不进。谭鑫培变卖了几件早年置办的金石古玩,才勉强维持着最基本的嚼谷。班子里人心浮动,一种无声的恐慌在蔓延。
生存,成了最赤裸裸的问题。
无奈之下,戏班只能放下身段,去接一些过去根本看不上的小活儿。
*红事白办:有那等不太讲究礼仪、或确实迫不得已的人家办婚事,不敢吹打迎娶,不敢摆酒唱戏,但新娘子进门,总得有点动静。谭家班便派人去,不穿行头,不勾脸,只在后院僻静处,不用锣鼓,只用胡琴、月琴,清清地唱几段吉祥的“唢呐曲牌”或者《天官赐福》里的散板,算是给一桩冷清的婚事添上一点微弱的喜气。所得不过几吊钱,聊胜于无。
*私宅堂会:也有些胆大或消息灵通的官员富商,关起门来,在极隐秘的内宅偷偷请唱。规模极小,听众寥寥,且要求异常苛刻:绝不能是整本大戏,只能唱些零散、无情节的曲牌或文戏片段,声音压得极低,如同耳语。在这种场合唱戏,毫无畅快可言,只有提心吊胆的压抑。
这种日子,对心高气傲的谭家班来说,无异于一种煎熬。昔日台上叱咤风云的角儿,如今却要像做贼一般,在别人的后院里低声下气。几个年轻气盛的武行私下抱怨:“这唱的是哪门子戏!憋屈死了!”
谭鑫培听闻,罕见地没有斥责,只是疲惫地摆了摆手:“人要穿衣吃饭,戏比天大,也得先有命唱。非常之时,能屈能伸,才是大丈夫。”
他把更多的时间,花在了课徒传艺上。既然不能公开演出,他便将这次漫长的停演期,当作一次难得的“蛰伏”与“磨剑”之机。每日在冰冷的院子里,他亲自督促弟子们练功、吊嗓、说戏,要求比以往更加严苛。他对石娃来信中提及的青岛见闻尤为关注,时常拿着信沉思。
“师父,咱们就这么干等着吗?”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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